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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撷英——陈立仪

发布日期:2013-10-28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
  陈立仪
40年代,我曾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统计处工作,经历了自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后的数次通货膨胀,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仍记忆犹新,虽是麟爪片段,但可供借鉴。
币制改革之缘由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采用纸币流通制。规定以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公私款项的支付,一律禁止用现银,概以法币为限,并利用法币收兑银元和民间藏银。据后来统计表明,仅这次改制,国民政府便以法币换取了民间银元3亿余元。
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只是货币形式的变换,其内在缘由,以我个人所见,恐与以下四方面大有关连:
一是为了弥补国民政府巨大的军费开支。国民党自宁汉分流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实力派掌握了军政大权。对内蒋介石为消灭异已,建立自己的独裁政权,实行“剿共”政策,需要不断扩充部队。对外自30年代以后,日本在东北、华北的侵占意图和军事行动已日益明显,为防止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国民政府亦不得不保持必要的军费支出,因而国民政府的军备支出日益浩繁,其所占的比重在整个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列于首位。故此时推出法币政策,便于国民政府弥补财政支出过大而形成的赤字。
二是为了便于搜刮。蒋介石的财政决策者,始终离不开其大舅子和连襟,即宋子文和孔祥熙。他们很了解,要尽快地回笼硬通货,唯有开动机器多印纸币,甚至希望通过大量发行纸币,进而解决其它财政难题。
三是试图阻止大量白银外流。美国为了维护其白银矿主的利益,在1930年实行高价收购白银政策。我国为银本位制,市面流行银币,受美国的影响,一时间大量白银外流,舆论界无不惊呼“血液(指白银为经济的血液)将有流干”的危险。国民政府曾以税收办法阻止白银外流,但始终无好的效果,而通过发行法币,则可代替原来的银本位制度。市面不流通银币,白银的外流就受到了相应制止。
四是工商凋敝,不得已而为之。由于白银外流,银根畸紧,加之自1929年起我国受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影响,工商严重凋敝,市场税源枯竭,当局想借发行法币让工商走出困境。当时国民政府命令其宣传工具竭力宣传法币政策的优点,但就是业内人士也认为,万万不可依赖发行法币解决一切财政难题,如果仅依靠发行法币为财政支柱,其结果无异饮鸩止渴,最后必受其害。但当局一意孤行,哪里听得进这些意见。1935年10月8日,天津《大公报》发表题为《放弃银本位以后》一文指出“放弃银本位实为通货膨胀的第一步,通货膨胀如不制止,结果愈趋愈深,终至病入膏肓,无法救济……譬之为一时兴奋吸食鸦片,固可收一时之效,尤如烟瘾愈吸愈深,体力愈弱,终至不可收拾”。
直到近几年,我参加编写《上海近代商业史》,有机会了解当时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方得知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的币制改革,从法币一开始发行,就是以极其所能攫取银元为主要目的。当时成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接收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把全国的白银集中到四大家族之手,这便是实行法币的奥妙所在。当时规定收回6成银币,即可发行10成纸币,这当然大大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但也为后来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对于《大公报》之类的忠告就“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了”。
学生教师深受其害
当国民政府颁布币制改革时,我尚在家乡徐州的省立徐州中学读高中,此时学校每月伙食费不到5元,我每月还能节余数角作为零用钱。当时的物价记得最清楚的是鸡蛋,每元钱可买100只,并送货到家,面粉约3.37元一袋。到1938年我到南渝中学读书,每月伙食费已增到6元,而且从来也没有退过伙食费,说明每月伙费已增加20-25%。1939年到昆明读书,我当时每月贷款14元,开始尚能勉强维持每月伙食费,后伙食委员向大家报告伙食费用开支时,总是讲米价上涨,菜价上涨,伙食加费等,以至于贷学金的增加总是跟不上伙食费用上涨的幅度,说明法币已逐步膨胀贬值。那时通货发行数字是保密的,局外人不得而知,但物价是人人皆知的,物价与通货的发行是如影随形,市场物价的涨落往往能反映出通货发行的情况。
由于同学们生活异常艰苦,便有人开始利用寒暑假在外打工挣钱,我先后在昆明水泥厂打过工,在社会科学研究所抄写过文稿,还做过家庭教师。最后还是未能解决问题,而不得不中途辍学。以后我又到呈贡中学、中华职业学校教书,靠着勤工俭学,最后才勉强把大学读完。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就是有名的教授也被迫同时在几所大学兼课,甚至有的被迫放下架子到中学教课。我辍学后在呈贡中学教书时,社会学家许 良光等即在这个中学兼课。还有的则靠当卖衣物甚至书籍维持生计。进步教授马寅初(当时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经常在立法院质询孔祥熙“为什么通货膨胀遏制不下去?”孔祥熙曾异想天开地想通过征收“免役税户”税来平衡收支,结果因为各方反对,终未能实行,所以一直靠发行通货过日子。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为止,通货额已发行到5700亿元,当时1000元大钞已经在市面流通,这便是通货膨胀的初起阶段。
金融形势继续恶化
我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即到国民党财政部统计处工作,这时可接触许多财政金融统计资料,因而深知当局的通货膨胀已一步步病入膏肓。当时财政部长俞鸿钧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毫无远见,他对币制改革的合理建议和呼声,充耳不闻或拖延不办,市面上大量大额法币随着党国要员和不法商人满天飞舞。这时沦陷区使用的是伪币,伪币要用法币兑换方能在国统区使用。伪联银券计发行3000亿元,伪中储券亦发行4600亿元左右。当时规定伪联银券5元兑换1元法币,伪中储券200元兑换1元法币,这样已达恶性通货膨胀的法币又大量涌向收复的沦陷区。同时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大量军队调动频繁,蒋介石已暗暗准备打内战,军费浩繁,国内财政、国际收支都无法平衡,使整个国家财政根本无法摆脱通货膨胀这条毒蛇的盘绕,只能沿着陡坡继续滑下万丈深渊。
与国家财政相反,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却在通货膨胀中大发横财,积累数以亿计的资财。据当时郑振铎著《论官僚资本》一书揭露:胜利之后,物价一度暴跌,官僚资本家发起愁来,……他们用尽种种方法,以挽救物价的下跌。他们要物价上涨!上涨!上涨!于是利用一切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坐了第一批飞机到上海来,尽量地收购种种物资,他们用几十亿的法币,完成了使上海市布匹价格抬高的工作。上海的布匹价格一高,货物一缺少,重庆的布价也跟随着高涨起来,于是他们囤积的布匹便不跌价了。随着胜利而带来财富大转移,用封条作符号的转移,那是有形的,而且是有限的,而无形和无限的,是用伪币的人的财富,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拥有大量法币的人手中,而沦陷区人民的大部分财产,几乎等于被没收了。这是日寇投降后,官僚资本利用法币对沦陷区人民进行的一次大掠夺。
这段话把旧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大发国难财,揭露得淋漓尽致。
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
四大家族在旧中国整个通货膨胀中一直处在坐收渔利的位置,大发横财,积累了巨额资金。早在抗战前,四大家族已完成了金融垄断,并开始了商业垄断。抗战后官僚企业迅速膨胀,四大家族控制贸易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富华、茶叶三公司及农本局的福生庄,垄断丝、茶、桐油、花纱布等主要国际埠际贸易物资,孔祥熙还开了庆记纱号、张华、大元等公司和恒义升商行,陈立夫、陈果夫则有中华绸缎、棉花输出公司、华建贸易行、中国粮食公司和贵州企业公司,官僚资本约占股份的68%。抗战后敌伪以低价从人民手中搜括的各类物资达一万亿以上,均被四大家族所劫收,有人估计约6750万两黄金。当时四大家族掌握的大企业有中纺公司、石油公司、台糖公司、金山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扬子公司、长江公司,陈家有太平洋兴业公司、华美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均规模庞大,如扬子公司拥有资本5亿美金,折合黄金约为1400多万两,是当时最大的官僚企业之一。
上述各官僚企业,一般有下述优越条件:1、他们均有大量外汇存在美国,随时可供成交巨额物资。2、随时可取得中央银行的外汇供应,因为央行直接掌握在四大家族手中。3、利用国家掌握的运输工具,如陈纳德的飞虎航空大队,招商局的轮船,救济总署下的航运大队,随时听从他们的命令,运输各类物资包括走私的军火及毒品。4、随时能得到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的贷款。5、可以享受减免税,财政部的海关、税务局均有他们的亲戚故旧把持,大开方便之门,不管政府限制的任何奢侈品,均能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运进来。
四大家族在国内不断通货膨胀情况下,巧取豪夺,残酷剥削广大人民的办法主要有:
1、贱买贵卖。四大家族凭借特权,有的以专卖为幌子,有的以统购统销为名,进行垄断,攫取暴利,如台糖公司收购价每担为5万元,在上海售出每担12.3万元,转手即获成倍的暴利,桐油猪鬃等出口重要物资无不以同样手法获取暴利。
2、利用官价外汇变动机会,获取暴利。当时蒋政权对外汇均有管制办法,但这主要是对一般中小商人,而对于官僚企业则是大开方便之门,中国银行、中央银行、输出入委员会均是四大家族的门生故旧,处处为官僚企业开方便之门,例如中央银行先后批给孚中公司1.5亿美元,批给扬子公司3亿美元,使官僚企业转手即获暴利。
3、取得大量贷款,囤积居奇。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际,谁能贷到款谁就能获取暴利,四大家族有大的企业垄断金融市场,他们进行囤积,四行二局予取予求,并且各银行无不以贷给官僚企业为荣,因为他们总要有求于官僚,所以官僚企业要想贷款是没有问题的。当时物价日飞夜长,借到钱后囤积物资即获巨利,例如官僚企业向浙江兴业银行借到15亿元,囤积大米,开始每石3万元,几天后即涨到每石6.5万元,转手之间获利倍数。
4、金融业经营商业进行投机。金融业四行二局均积极经营商业投机,银行设立信托部从事粮食、花纱布等各种重要物资的囤积及运销活动,无不市利倍收。
5、武装走私,牟取暴利。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不顾民族危亡,丧尽天良与敌伪相勾结,进行武装走私,抗战胜利后又与美国勾结,利用陈纳德的飞行大队及善后救济总署的航运大队,作为走私的工具,当时行总、联总均享有海关免验免税的特权,四大家族充分利用这些特权,进行大规模走私,连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不得不承认上海成了走私者的天下,飞机、军舰的走私谁敢检查,充斥上海市场的玻璃丝袜、玻璃皮包,均是凭借美国飞机、军舰源源而来。根据1948年贸易年鉴资料统计:走私查禁的出口物资约占90%。大规模走私的利润装满了官僚企业及美国的口袋。
6、限制进口,管制了私商,便利了官僚企业。表面上国民党政府限制奢侈品进口,限制外汇,其实限制的仅是私商,对官僚企业大开方便之门,例如1947年8月7日输出入管委会批出的进口外汇配额,发给官僚企业扬子等各个公司许可证,均在限制禁令前夕,以赶在有效期内堂而皇之进口。蒋介石的外甥孔令侃曾说“别人不能做的我能做,别人不敢做的我敢做,我做的不准别人做”,可见气焰之嚣张。
7、利用黄金政策获暴利。为了吸收法币,稳定物价,国民政府想出“抛黄金吸法币的”妙计,在这条“妙计”之下,谁知又有多少黄金流进了四大家族的口袋,结果上海外滩“轧黄金”热闹一阵子,无权小老百姓又能轧到多少黄金。
8、大发内战财。蒋介石一开始就是以内战起家,他们深知内战发财是最容易,长期大规模内战需大量的军火接济。抗战以来美国人给国民党政权50亿美元的借款援助,四大家族在这笔大贷款中取得巨额佣金,发了一笔内战财、军火财,他们之所以对内战有无穷的兴趣,就是因为内战打得越大,他们的口袋就越满,他们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人财富在通货膨胀中日益壮大,已壮大到以亿为计算单位。据有关资料表明:孔家的扬子公司,经销着几十家美国厂商的商品,登记资本是美金5亿元,折合当时黄金1400多万两,而当时全国外汇的储备仅9亿美元,可见该公司规模之巨大了。官僚资本积累的巨额财富除大部流入台湾外,有的流向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等境外,比较集中的在美国,估计约15亿美金。
据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一文中说“中国豪门逃资到美国的约15亿美元。而据远东经济委员会透露,美国调查结果认为,共达20亿美元,其中80%属于四大家族,其余20%分别属于12个家族。这些逃资大部由上海逃出,有的在沪购洋股到香港抛出,有的以法币买出口产业出口到国外。”
全国性通货膨胀爆发
抗战胜利之初,全国各地物价一度下跌 ,如上海纱布价格:1945年5月14日,20支双马牌棉纱每件10万元。8月20日跌至每件6万元。12磅龙头细布每匹5750元。8月20日跌至2250元。资本家预料胜利后,因为工厂恢复开工,生产增加,囤户将纷纷出笼,原料进口也将增加,纱布将猛跌一半左右。但由于内地纱布缺乏,厂家纷纷向上海购进,9月棉纱涨至每件17万元,布每匹5750万元。12月底棉纱涨至每件69万元,棉布每匹33000万元。生产资料如五金行业,胜利之初也是一度平疲,原因是敌伪工厂停办等待处理,一般厂商停产者也不少,故五金器材需要量大减。不久美国剩余物资大量涌到倾销,洋行开始大量接受订货,囤货纷纷出笼。在上述情况下,上海批发市场物价指数开始猛烈上涨:1945年8月4.32万,9月3.4598万,10月3.7862万,11月9.9252万,12月8.8544万。
当年9月28日,央行公布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的折合率,使物价回落不少,当时曾有不少人士建议顺势进行币制改革,但财政当局忙于依赖美援大发接收财、胜利财,哪有心思进行币制改革。而此时蒋介石一心忙于抢占地盘,收编伪军,积极准备打内战,军费开支仍浩繁上升,财政无法平衡,币制改革无人问津,依然全靠发行通货应付局面,物价当然继续飞涨。如下列:
时间  细布(法币)万元/匹 面粉(法币)万元/匹 
1946年初 2.533 
1946年末 11.988 4.1833
1947年初 11.988 
1947年末 183.75 61.6
1948年8月 18516.667 2743.5
在这种物价狂涨的巨潮中,整个社会经济已无法正常进行运转,故当时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的说法,严重地破坏了整个国民生产。因为物价飞涨,工厂进原料后至生产需要一段过程,而产品上市卖出后仍补不进原料,工厂则无法继续生产,故有人不如以工厂名义贷款囤积。商人有时进货出售后也补不进货源,形成虚盈实亏,故也进行囤积。有办法的商人或从钱庄贷款囤积,或从亲友、地下钱庄贷款囤积,待物价一涨,还本后稳得盈利。一时工商各业无不从事黄金、美钞、股票的投机,整个社会卷入投机的狂潮,各地资金也向上海集中,使上海投机狂潮越来越波澜壮阔,并对上海的生产能力带来沉重打击,从而触发了全国性通货膨胀。
最大的灾难──金圆券
由于物价飞涨,各方责难不已,但财政当局仍无改革之意。到了1948年8月,国民政府忽然要进行币制改革。19日,蒋介石令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实行空前的通货膨胀,使通货增加11倍,把最大票面额提高至60倍。这对已处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而言,无异是一次更大的灾难。此次“币制改革”的紧急命令内容为:限制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规定以金圆券1元比法币300万元、比东北流通券30万元的比价兑换,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同时实行暴力“限价”政策,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禁止任何人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民间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
国民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币时,法币的发行额达到660万亿元,为抗战前夕发行额14亿元的47万倍。如此大的通货膨胀,使老百姓手中的钱如同废纸,仅以1948年8月的物价和1947年1-6月的平均物价比较,竟上涨了500──1100万倍。据当时报载:南京有一96高龄老人,抗战胜利后即未闻家务,最近将其生平积蓄所得4126元取出,郑重其事地交给儿子购置田地。不料略一计算,这笔钱仅可购买香烟半包,老人听后当场惊厥而溘逝。
对百姓最残暴之掠夺
据当时中国民主同盟总支部发言人谈话称:蒋介石政府此次突然宣布“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是为了挽救其整个崩溃而采取的一种垂死挣扎。我们断言,在不久之将来,今日之金圆券势必成为昨日之法币,而目前以300万元兑1元兑换率,实无异对全国老百姓最残暴之掠夺。上述谈话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共同赞同。
随着国民党部队在各个战区的一再失守,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南京政府的垮台已是谁也无法挽回的事实。在逃离大陆之前,蒋介石决定再集中进行一次搜刮和掠夺。上海是我国财富最集中的地方,蒋介石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于是派其子蒋经国亲自坐镇,采用恐怖、镇压、欺骗等手段,强行将金、银和外汇集中起来。当时蒋经国每天要向蒋介石汇报收兑金银的数字,蒋介石对此事的关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有资料表明,仅上海一地通过金圆券的兑换共搜括:黄金167.7163万盎斯、白银888.1373万盎斯、银元2356.4068万元、美钞4985.1876万元、港币8609.745万元、菲律宾钞78.5917万比索。
据当时财政部长王云五说“无此一着(指金圆券收兑金银),台湾怕真的要吃香蕉皮了”,此话可谓一语中的。
比法币垮得更快的金圆券
新币制改革紧急令后,即实行限价,有人称之为金融业的“马其诺防线”。实际上用军事、行政命令的方式限价,是肯定要失败的。限价从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开始,至10月底止,强制执行了74天。蒋经国一到上海出任经济督导员,便用充满血腥味的强制手段推行限价政策,他扣押了一批巨商,指望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各商店明知货物售出后补不进,但还不得不忍痛销售,因为那时已无人相信蒋家王朝会长期存在,所以不论谁,金圆券一到手就千方百计脱手,或兑银元,或购黄金,或购物资,大至纱布,小至草纸,什么东西均抢购,一时抢购狂潮波及全市。如永安公司每日顾客拥挤不堪,各类物资均在抢购之列,有名的四大公司被抢购得“四大皆空”。永安公司10月中旬的营业额为限价前的4倍,流动资金损失3/4。大公司尚且濒临山穷水尽的边缘,一般工商业困难情况自然可想而知。号称最殷实的五金业也难逃厄运,不少五金店被抢购一空后,以买卖银元为业,勉强维持职工生活。很多工厂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状态。
后来的事实证明,金圆券比法币垮的更快,限价禁令一开,物价如脱羁之马,狂奔不已。金圆券由100元票面,到500元、1000元、5000元、1万元、5万元、10万元、50万元,一时大钞满天飞,物价不是一月数涨,而是一日数涨,商店连改标价都来不及。1949年2月3日,闻银元每枚市价暴涨至9300元,傍晚已达10万元,至4月每枚银元已达36万元,至5月上海解放,金圆券成为废纸,前后仅9个月就彻底崩溃。到上海解放的头几周每枚银元值金圆券8000万元,金圆券完全成为一张废纸,然而它遗留的影响还持续了1──2年,一直到人民币发行,才得以完全克服。
(王建运整理)
注:作者系民盟成员,现任上海社科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