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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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撷英——胡西园

发布日期:2013-10-28

CC系操纵全国工业民众团体内幕
胡西园
从本世纪20年代始,我大学毕业创办中国首家灯泡厂算起,我已在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界跌磨滚打了半个多世纪,其中大半以上的年月又是在旧中国度过的。由于我参加过早期的旧中国工业总联合会的筹备和组织活动,接触了大量当时国民党政府通过其CC系来操纵、染指民族工业家全国性组织的内幕。解放后我曾欲将此情况回忆写出,却一直忙于公务无暇抽身。一直到了1964年我退休后才空出时间,将这段史料回忆撰写,为今后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
中华工总成立和CC系觑视
旧中国办工业的所谓工业家,是没有法定团体组织可以归属的,工业家所办的工厂是附属于商业团体中的各同业公会,由各级商会来统一领导。1927年之前上海一地就有3个商会,即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和南市商会,后来经过调整合并为上海市商会。北伐之后蒋介石掌握了军政大权,横征暴敛,残酷掠夺,对工业更为惨烈,而当时的上海市商会控制在CC系之手,民族实业家欲通过上海市商会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完全是一种幻想,指望各归属的同业公会为工业的遭遇、困难而呼吁,也等于隔靴搔痒,无补于事。商会和同业公会都是以商业为主,与我们所指的近代民族生产性质的工业没有相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工业界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定要集中本身的力量与各种复杂的势力和干扰作斗争。于是上海工业界联合外埠的工业家,在当时苛政胁迫下,于1927年组织成立了“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会址在上海汉口路(四川路江西路之间),会员有永安纱厂、中新纱厂、福新麦粉厂、大中华火柴厂、美亚织绸厂、达丰染织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大中华橡胶厂、康元制罐厂、天厨味精厂、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纺织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固本肥皂厂、中华珐琅厂、中国炼气公司、泰康食品厂、三友实业社、益丰搪瓷厂以及外埠若干工厂,共计150余家。第一届理事长为刘鸿生(大中华火柴公司)。待二届改选时,刘以事忙退出,由永安纱厂郭顺担任理事长,理事未有多大更动,担任理事的有美亚织绸厂蔡声白、达丰染织厂王启宇、中国亚浦耳电器厂胡西园、仁丰染织厂朱赓陶、华成烟厂戴耕莘、天厨味精厂吴蕴初、康元制罐厂项康元、大中制针厂尹致中、中国化学工业社方液仙、大中华火柴厂徐致一、章华毛纺织厂程年彭、大隆机器厂严裕棠、恒丰纱厂聂潞生、申新纱厂王尧臣、大中华橡胶厂薛福基等,总干事为钱承绪。中华工业总联合会自成立之后,为工业界多方奔走、呼吁,二三年间在国内外树立了一点声誉,在国际及国内政治活动中有一定的影响,如历届国际劳工会在日内瓦开会时,中国的资方代表及顾问规定由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推派出去,国内若举行全国性的工业会议,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的代表常占着重要席位。由于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整个会员的团结奋发,国民党政府对该会也不敢忽视,而工业界有时也幸免一点虐政的摧残。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国内外渐渐起了作用,妨碍了CC系操纵各级商会的垄断权利,该系潘公展(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与我谈到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组织的活动时,曾批评“该会对政府要求太高,责难太多,一个团体经常与政府对立是不好的”。在我们看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工业界的服务工作,还做得不够理想,而CC系已嫌其过份,后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各方面影响不断扩大,CC系就想插手进去,他们的做法是想从外入内,所以1932年以后,日内瓦国际劳工会议每届中国资方代表的顾问,多数是由CC系推荐后经南京政府批准参加的,这是CC系想取得日内瓦会议各方面的情报,并使CC系与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一步一步牵联起来的一石两鸟办法。1936年3月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应广东陈济棠及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之邀,组织两广实业考察团去粤桂考察工矿事业,考察团的团员连正副团长在内计36人,都是中国著名的工业家。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最显著的反蒋势力,再加上蒋介石的死对头胡汉民也在广州,因此CC系谷正纲(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闻得一批工业界中心人物要去两广,忐忑不安,对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此举大有意见。谷认为我们工业家应该“安分守己”办自己的工业,不该到反抗中央的地区(当时两广对蒋介石政府不接受任何政令,取独立态度),与蒋介石方面敌对的人去接近。谷正纲对这次两广实业考察团的看法言词过激,他要我们考察团出发之前与社会部联系,最好正副团长能在出发前去见一下蒋介石为妥,并自告奋勇愿作见蒋时的引见人。谷此意有几个目的:首先在蒋介石面前可表功,而介绍代表见蒋又得工业界的好感,同时CC系可以在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内跨进一步,达到深入干预该会的目的;还有我们考察团代表见蒋后,去两广发生任何政治影响,谷正纲可不担干系。但我们认为赴两广考察实业根本就不带任何政治性,如果我们去见蒋介石后到两广,肯定会引起陈、李、白对我们考察团的猜忌,可能弄得我们乘兴而去,败兴而回,我们决不能涉入蒋介石与两广火并的漩涡中去,遂回绝谷正纲提出的做法,我们的理由是:见蒋介石要蒋来约定日期,我们考察团去两广的时间已通知对方,如见蒋后出发恐时间不能衔接,请准定我们考察团回沪后,书面向谷报告考察经过。
恰在我们考察团抵两广时,发生了一件令谷正纲非常恼火的事。广东由于地方军阀的长期割据,沿袭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毫洋制,与当时全国其他地区的银圆制有极大的分歧,对此民众怨苦已久,陈济棠为四面怨声所迫,已到非把这不良的毫洋制度废除不可的境地,适两广考察团与陈济棠谈话间亦提起毫洋制度对民众的弊害,陈遂将废止广东毫洋制,作为一个“人情”送给两广考察团为见面礼。这一事情CC系就诬蔑我们与两广有所勾结,所以陈济棠才肯卖这样天大的面子给两广实业考察团,歪曲事实,中伤中华工业总联合会。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意大利回沈阳路经上海,因张对中国工业较具热忱,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曾开会招待。1936年张学良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遂造成西安事变。当时沪宁间谣言四起,一时形势混乱,CC系中有人就说“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是亲张学良的团体,政府以后对该会要注意监督。”上述几桩事情不过举例而已,总之CC系对不能由自己操纵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大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所以处处予以排挤打击。
政学系和CC系争斗
工业界有了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比没有一个团体要好,但是从工业界的希望和要求,还不能彻底做到言尽其美,因此我们要政府实行“工业会法”,一如法定的“商会法”,从根本上改革工业团体。我们电工器材工业首先创议,并上书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大有不达目的不休之势。那时各地各级商会及其所属的同业公会,都是受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所控制,如果工业和商业分开形成多头情况,他们就会难以控制,所以我们工商业分组的申请,CC系始终暗中作梗使之难以实现。但由于我们的努力争取,国民政府的主管部门为形势所迫不得已只得勉允,于1931年11月成立了一个上海市电器制造业同业公会,这是与商业公会分家的第一个工业同业公会,不过那时不叫工业同业公会,而称之谓制造业同业公会,也是电工器材业中唯一的制造业。
待政学系吴鼎昌就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后,他想包揽全国工业团体置于政学系掌握之中,以增强他们的政治资本。1936年初吴鼎昌屡邀我到南京去商谈此事,后来又要我代约工业界有代表性的人物与其当面商谈。吴每二三星期来沪一次,在上海西藏路晋隆饭店3楼与这些工业界人聚餐交换关于工业会组织的意见,如此者数月之久,中间虽停息一个时期,但吴鼎昌始终未忘记欲包揽上海工业会于政学系之中的事。在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后,担任部长的翁文灏仍属于政学系,他仍象吴鼎昌一样要我与几个主要工业家做联络工作,而CC系看到政学系的动作,怎肯将可以据为己有的政治资本落到别人之手,于是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便名正言顺将工业会事揽到自己手中,谷正纲当然仍想把我们原班协商对象拉过去。继吴、翁之后,谷接下去商谈如何组织工业会事,而且还是嘱我为中间联络人,我倒成了在协议工业会时期的一个三代元老了。
中国工业协会成立
“八?一三”抗日战起,我迁厂赴内地,由于若干会员工厂的要求,盼望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抗日期间,仍能为内地工厂尽一些服务工作,由理事会决议公推我为中华工业总联合会驻渝总代表,并由郭顺代表全体理事举行授印仪式。我们到重庆后,国民政府的一群贪官污吏接踵而来,重庆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抗战时蒋介石曾一度重视工矿农业,于1939年及1942年由行政院主持举办了两次全国生产会议,在这两次生产会议筹备期间,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担任了很多重要工作。从1942年开始,日寇的蹂躏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蔓延,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沪的负责人离沪星散各地,渝沪联系中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重庆的工作也只得暂时停止。工业界失去全国性工业团体的领导,重感彷徨,我们不禁想到以前曾要求实行工业会法,依法组织工业团体是迫切需要的事。
各地工厂内迁重庆之后,于1938年4月17日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继之有重庆厂商联合会、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战时生产促进会等工业团体成立。这些团体各自为政,不相隶属,都是一种地方性组织,除迁川工厂联合会被国民政府稍加瞻顾之外,其余都不足为统治者所介意。1942年9月间,当我们工业界正在筹议另组全国性的工业团体时,CC系借口当时重庆的工业团体组织过于分散,要把它联合统一起来。首先是CC系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派庄智焕(庄与徐系交大同学,曾为我的助理人,在亚浦耳厂担任过经理,邀我去重庆曾家岩商谈一些工业团体事,徐的意图想要组织一个全国工业团体联合会,各工业团体仍可各自独立,但须接受这全国工业团体联合会统一领导。徐设想在工业团体里搞情报和特务活动,我心中老大不愿意,表面上只得虚与委蛇,内心却抱定宗旨决不给他搞这个勾当。我们筹组全国性工业团体事及徐恩曾对我企图的消息,为CC系另一派系谷正纲所悉,他急邀我去继续谈过去曾着手进行过的工业会法事。国民党中的派中有系、系中有派是常见之事,所以CC系徐恩曾与谷正纲为了同一工作,双方明争暗夺是不足为怪的。谷的打算固然是要控制工业界为其所用,但他是以社会部部长的身份来管理民众团体组织,较为名正言顺,我们也不能不与他接触。谷派社会部司长陆京士协助我们组织这个工业团体,首先决定这个团体的定名为中国工业协会,由胡西园、潘仰山、吴羹梅、余名钰、马雄冠等为筹备委员,以胡西园为主任委员。在筹备期间徐恩曾还想插手进来,要派庄智焕为中国工业协会总干事,谷正纲闻迅后,要推荐吴蕴初为未来的中国工业协会理事长。我在愤慨之下遂向社会部辞去中国工业协会筹委之职,不愿为他人作嫁衣,社会部对我除力加慰勉外,还派陆京士再三挽留,我表示坚决不干,如此筹备工作便停顿了两个月之久。1943年初的一天,谷正纲邀我在重庆“小洞天”共进晚餐,席间再三劝我重新参加中国工业协会筹备工作,谷主动表示“关于理监事人选,准由会员民主自由选举决定之,上级决不加以干预”。我认为而今谷既有放弃干预的表示,我为国家的工业,为自己的工厂,还是愿意再把中国工业协会筹备工作搞起来。筹委会办事处就设在重庆白象街116号中国亚浦耳厂总管理处。有一天吴蕴初来白象街访我,表示愿参加中国工业协会筹备工作,这种对工业的热忱行动我们表示欢迎。吴对筹备工作确很认真,有会必到,极少请假缺席。刘鸿生在重庆办有几个工厂,他的火柴原料公司的办事处就在重庆林森路太平门处,这地点与白象街亚浦耳厂总管理处背面斜角,所以相距不远,因此刘鸿生与我常相互往来走动,这时刘鸿生到白象街我处谈起中国工业协会的理监事人选及理事长问题,他问我是不是想要当一个主要领导人(就是理事长的意思),我摇头说“我搞公众事业从来没有领袖欲,中国工业协会理事长的人选你刘鸿生、苏太余和当地年富力强的胡子昂都很够资格,我倒愿意担任一个做实际工作的常务理事。”刘鸿生对我说“吴蕴初很有意当中国工业协会理事长,我们都是上海人,你帮帮吴的忙好了”。我对刘笑笑而未表示意见,刘临走时还要我对吴蕴初担任理事长加以考虑,我允与大家相商一下。有一次开好了筹委会后,吴蕴初留在白象街办事处与我同进晚膳,饭后吴与我同到我的私人休息室促膝谈心,吴很坦率地对我说他不久将要出国一行,极盼能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业团体的荣誉头衔,如能得到中国工业协会理事长头衔,他不但在国际上很有体面,而且在国外行动也可以得到许多方便,他真诚地希望我这次帮他的忙。我想他毕竟是个实业家,不是靠一张嘴自我吹嘘的人。隔日我与接近的几位工业家谈起此事,大家认为吴蕴初既托了刘鸿生,刘亦专诚与我说过,最后吴还亲自向我说了真心话,为了顾及各方面,可以考虑吴要求。经几次座谈商讨,大家一致推吴蕴初为未来的中国工业协会理事长。又经过几个月筹备工作,于1943年3月18日假迁川工厂联合会的会场,召开中国工业协会成立大会,到会有社会部长谷正纲、经济部长翁文灏出席并致词,票选刘鸿生、苏太余、潘仰山、胡西园、潘昌猷、胡光镳、吴蕴初、李烛尘、吴羹梅、余名钰、章剑慧、厉无咎、薛惠麟、胡厥文、马雄冠、周茂柏、李祖绅、张剑鸣、李允成、颜耀秋、王佐才等为理事。3月25日假座林森路国际联欢社,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出苏太余、刘鸿生、胡西园、潘仰山、潘昌猷、吴蕴初、吴羹梅等为常务理事,公推吴蕴初为理事长。吴蕴初又名葆元,抗日战争前与上海张崇新酱园老板张逸云合办天厨味精厂,抗日战争时迁厂到重庆牛角沱,分设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
成为CC系争取重要对象的原因
1943年秋,久大精盐公司董事长范旭东游美时,为了业务交往的便利,希望有一个中国全国性工业团体理事的名义。在工业会法未颁布之前,中国工业协会为当时唯一的全国性工业团体。范旭东从美国纽约打一电报托交通部长张公权转给我,我主张同意复电给予范旭东以中国工业协会名誉理事,并商之于吴蕴初,吴允稍作考虑。隔日吴借口范非工业协会会员,不能滥予名义。我对吴说“范旭东是中国一个有名的工业家,在美国就是代表中国工业界,有影响整个中国工业界的声誉之作用,我们作为一个工业团体的负责人应该为大局着想,应该为大家服务”。我不得已用电话召集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表决通过,然后发电给范旭东,授其中国工业协会名誉理事的头衔。
同年10月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筹备成立。在筹备期间CC系又要插手进来,他们硬要推选中央造纸厂负责人张剑鸣(系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侄)为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理事长,我们表示不能接受,理由是中国工业协会大多数会员都是民营工厂,而重庆市分会的会员几乎也都是民营的,倘由一个官商来领导,怎能代表整个会员工厂的利益呢?再说张剑鸣本人资格也根本不配担任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的理事长。我们提出久大精盐公司的李烛尘为理事长的候选人,李系范旭东企业系统的人,CC系当然不会同意,最后惟有取决于会员代表的意见,选举结果李烛尘当选为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理事长。通过上述几件事CC系认为我不肯与他们合作,对我分外嫉视。但据传说CC系又认为我是一个可用之才,要设法拉拢我。上海大公职业学校当时也迁到重庆,校长林美衍曾对我无意中谈起,陈立夫、潘公展两位有意要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但方式方法还未肯定。后我又碰到CC系中坚分子吴开先,他对我说“大家说你组织力很强,上海许多国货工业团体是你帮助组成,抗战后重庆几个主要工业团体你都参加发起筹备到成立,所以立夫先生说你是一个人才,我们应该多多合作”。这些话到底是他们对我的讽刺,还是灌我的米汤,我不去管它,我热忱于群众团体工作确系事实,CC系利用民众团体作工具,充当应声虫来附和他们,我怎能与他们合作呢?至于CC系中间的二三流之辈,就我感觉他们奉命对我也作过多次的引诱,CC系拉人不是无的放矢,他们了解我有被他们利用的条件,所以几次拖我入泥坑。
再来谈谈我之所以为CC系重视的原因所在。说实话我20余岁离开学校就搞工业,在创办中国第一家制造电灯泡的亚浦耳厂同时,我也参加工业团体活动,开始时虽谈不到旧社会所谓的“资望”两字,但以我对国货工业的热忱和具备青年人的勇猛干劲,颇为国货工厂年长前辈所推重,在1924年11月随着工商业劳敬修、王晓籁、王介安、黄汉强及大买办虞洽卿等的引导,我有幸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得到他简短的嘉勉,这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从此我对制造国货信心更强,为民众服务也格外热烈,与工业界朋友日益融洽,我年未30已成为国货工业团体的上层分子,举凡工业界的活动分子与我大多数成了莫逆之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迁厂到武汉、湘西辰  ,重庆、川南、川西等地,并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工作8年有余,当时的重庆是全国工业家云集之地,因此我结识了来自各地的工业界头面人物,成了一个中国工业界四面兜得转的活跃分子,他们推举我为当时陪都几个重要工业团体的负责人之一,我确实也为工业界尽了一些力,从而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得到工业界多数人的信任。CC系要真正找几个与全国工业界有历史渊源的人,在他们熟悉的人中间则是凤毛麟角。CC系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搞组织来控制操纵全国各种团体,这是他们的政治任务,也是他们的生命线,所以像我这样在全国工业界的活跃分子,自然就成了CC系三顾茅芦的对象。
立法院阻挠工业会法实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也迁回到南京。谷正纲不忘情于控制工业界,因而又想搞工业会事,但是工业会法的实行须经过立法程序,而国民党中央立法院对工业会法则表示冷淡,在他们看来虽不是一件大事,但终究系中国的创举,部分人不愿成功于CC系之手而暗中施加阻力,谷正纲一人唱独脚戏,音调越唱越低,终于沉静了下来。我们工业界看到这种情况感到非常焦急,我于1946年春在南京碰到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谈及工业会法时,吴亦不像1936年那样积极主张早日实现,吴对我说“凡一件创举的事,必须要俟条件成熟方能顺利实现”,嘱我们耐心等待。同年3月蒋介石来上海寓东平路约见上海少数工业家,我亦被邀之一,我与蒋就以此事为谈话主题,并将实行工业会法的理由及要求的过程书面呈蒋介石。蒋回南京后批复“工业会法事已转有关部门迅即核办”等语。同年4月2日社会部令各地制造业同业公会先一律改为工业同业公会,上海市电器制造业同业公会依法改组为第三区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我以为这是当面给蒋介石催颁工业会法的呈文起了作用,工业会法颁布有希望了,但半年之后工业界望眼欲穿的工业会法始终未见颁行,有很长一个时期工业同业公会反仰赖商会来领导。1947年4月我在上海遇见张群,谈起工业会法事张亦无所表示,只说“如果实际需要,政府当然迟早会颁布的”。我听了这种官腔极反感。后据国民党立法委员陶百川谈起,立法委员有好多人不赞成工商分家,并谓独立工业组织只英国有,但无基层组织,日本有商工会,也是商会性质,中国工业并不发达,还不必有单独的工业会法等语,我听了大为冒火。同年8月我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业生产委员会会议,碰到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我托他探探立法院对工业会法进度如何,不久毛庆祥来上海给我回音,谓立法委员对工业会法意见未能一致,一时恐难以通过。毛庆祥还对我说“工业会法对工业界肯定有很多好处,可以促使中国工业发展,你们工业界何不筹一笔款子,向立法委员中的反对派打点打点。”毛言下之意大有承揽这笔政治交易之愿望,我即诚恳对毛说“工业会法对工业界未来是有好处的,但目前是公众事,谁肯拿钱来?况经营工业的人未见实利先要化钱,大家都没有此等远视眼光,此事难以办到。”不久毛庆祥组织一个中国生产促进会,我被他拉为常务委员,在工业界方面毛有很多事需要我协助,常有交往,我就干脆再缮一份呈文:重新说明工业会法的前因后果,并再提及1946年3月我在上海面呈蒋介石一文,事隔一年多工业会法还在立法院打转,外间对何时能够实现音讯杳然,这真使全国工业界大大失望。并盖了30几家重要的工业同业工会的图章,托毛庆祥递交蒋介石,并嘱毛一定要使蒋介石看到这文件而发生效力。毛想到以后在工业界方面尤其是他主办的中国生产促进会有不少地方须托我帮忙,只得允为照办。
抗战后惨苦和CC系趁危而入
抗战期间,后方工厂受着内忧外患的交逼,惨苦万状,到了1945年8月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我们的工厂大半处于瘫痪状态,其中幸存者也是奄奄一息,朝不保暮。重庆市社会局统计室所发表的统计迁川工厂停业、留川数字如下:机器制造厂迁川厂数185家,停业98家,留川87家;化学工厂迁川57家,停业3家,留川54家;纺织工厂迁川37家,停业1家,留川36家;电工器材制造厂迁川33家,停业15家,留川18家;冶炼工厂迁川20家,停业3家,留川17家;综合业工厂迁川15家,停业1家,留川14家;建筑工程厂迁川9家,留川9家;印刷出版业迁川18家,停业1家,留川17家;皮毛骨橡胶制造厂迁川7家,留川7家;服用品制造厂迁川5家,留川5家;饰物文具仪器厂迁川4家,留川4家。以上390家工厂,共停工122家。据我所知,有许多工厂大半已停业而未报称停业,根据1945年7月17日《重庆商务日报》所载:除社会局所发表资料外,停工而未正式向社会局登记的工厂至少还有三分之一,这是事实并非虚构。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有会员工厂470余家,其中二分之一以上停工,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会员工厂1151家,竟有80%以上停工。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可知当时工业的严重危机,尤其是中小工厂更为惨苦。这一个悲惨的工业处境,对整个国家元气是最大的损伤。在此紧要关头,中国工业协会总会全体理事召集理事会公推胡西园代理理事长,联合重庆市分会李烛尘及总会理事刘鸿生、胡厥文、吴羹梅等为工业界奔走,首先要求解决经济问题。我们为了巨额工业贷款去找行政院长宋子文、经济部长翁文灏、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并见到委员长蒋介石,我们当面与蒋交涉,他迫于舆论的压力批准发给工业贷款59亿元,总算解了当时后方工业界燃眉之急。
吴蕴初有个妹夫田和卿,挂名天厨味精厂职员,另在上海社会局当办事员。田是CC系中统特务,搞了个工业安全协会,为其活动作掩护(田解放后被逮捕)。此次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筹备成立,奉CC系之命担任筹委的中心工作,理监事完全由CC系所支配。徐恩曾这次也不放过机会,他把庄智焕塞进中国工业协会任秘书长,所以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从筹备到成立、选举理监事,CC系没有遭到丝毫挫折,一切如愿以偿,真是“兵不血刃而稳得江山”。田和卿以为完全是凭他的才干而获得了成功,便不断沾沾自喜逢人夸耀。待1946年初我参加理监事会时,这个会完全为官方说话,没有一点民众团体的气息,我想反正工业会法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工业会法一旦颁布,这个社团组织的工业团体自然会被淘汰。
工业会法颁布和杜月笙梦想成真
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终于颁布了工业会法及《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章程》等法案,与以前颁布的商会法并行,这就是说工业会法颁布后,商会所属的同业公会纯粹是商业同业公会了。从此县有县工业会,省、市有省、市工业会,中央有全国工业总会,工、商两个系统都有各自独立法定的组织,并驾齐驱可各自发展互不牵制。
工业会法颁布后,谷正纲又起劲起来,他将这完全由民众团体一再促动出来的“工业会法”据为自己的功绩,他还于次年4月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社会部施政报告大言不惭列入其中。1947年11月中旬,谷正纲在南京召开一次关于组织工业会的全国有代表性工业家座谈会,次年春又邀上海部分重要工业家去南京社会部磋商组织上海市工业会事,被邀者有刘鸿生、刘丕基、吴蕴初、胡西园、金润庠、杜月笙、徐学禹、荣乐仁、章剑慧、束云章等,我们是搭夜快车前去的,我与刘鸿生是一间卧车室,说说谈谈颇不寂寞,在旅途中刘与我谈起应该谁来担任上海市工业会的理事长问题,我实在是胸无成见,反问刘鸿生的意见,刘笑谓我说“你自己有此意么?”我摇头说“不但我资望太浅,应该尊重老前辈,就是我够得上当理事长,我的本岗位事业也不允许我脱身去搞社会工作。”到了南京社会部,谷正纲意图是要上海市尽早组织工业会为各省市示范,也谈不出有怎样重要的精神传达,不过是旧官僚借故摆摆样子而已。返沪时刘仍约我同车室,这次在车上他直截了当提出杜月笙可否作为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候选人,并称杜为人“很够朋友”,且说杜对我一向是有好感的,他要我在上海市工业会选举时控制选举票拉拉场子,使杜月笙当选为理事长。我感觉刘是为杜月笙作说客,同时我也明白了此次京沪来去刘鸿生都约我同车室,是刘、杜有计划的安排。
当年5月,谷正纲来上海在绿杨村约我吃午饭,座有吴蕴初、潘士浩、徐寄廎及谷的秘书等,谷的意见希望多多安排上海工业协会(即田和卿把持的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的理监事进入未来法定的上海市工业会,至于理事长这一职位,他暂时不提人选,让大家来酝酿。谷正纲表面上很“民主”,其实他肚子里早有打算,不过当时还不到摊出来的时候。听谷的语气并不中意于杜月笙,但亦并不明显反对,继而谷正纲郑重其事嘱我:运用在工业界熟人多的影响,将来工业会选举时多出一分力,以助他们不足之处。
上海市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我被推为筹委会委员之一,并担任常务委员中的实际工作。刘鸿生、杜月笙正式请我在麦特赫斯脱路(泰兴路)丽都花园吃饭,席中杜借故先走,以便刘鸿生与我说杜月笙想当理事长之事,要我帮助杜竞选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杜是流氓出身,我与杜素虽无恩怨,且常有往来,又以我与刘鸿生的交情,只得不管杜本人的身份了,落得做一春风人情,当即我允为尽棉力。之后杜月笙又在慕尔鸣路(茂名路)18层楼寓所邀我便餐,再作详谈。后来虽传说CC系反对杜月笙当选理事长,我也不理会CC系是否愿意,我既已对别人承诺的事,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来实现诺言。
1948年8月22日上海市工业会成立,中央社会部长谷正纲、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来宾还有上海市商会主席徐寄 、黄色工会主席水祥云等,选出杜月笙、束云章、胡西园、刘鸿生、徐学禹、刘丕基、金润庠、吴蕴初、颜耀秋、洪念祖、蔡听涛、潘士浩、唐缵之等为理事,童季通、胡伯翔、尹致中等为监事。至8月30日召开上海市工业会第一次理监事会议,票选杜月笙为理事长,刘鸿生、束云章、胡西园、金润庠、徐学禹、吴蕴初等为常务理事。杜月笙的梦想成为事实,当然踌躇满志。
陈立夫欲插手全工总理事长人选
1948年9月3日,社会部司长陆京士来上海到亚浦耳厂访我,他衔谷正纲之命,要我在9月8日赴南京到社会部协议全国工业总会选举事项。我即于9月7日夜车去南京,谷在部长室单独见我,谈到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问题时他说“社会部方面的意见以为,上海为中国工业重心,这个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一席应选上海的工业家为宜”,我颔首表示赞同。谷继谈全国工业总会理监事候选人的安排和理事长的人选问题,他先说充分发扬民主,要工业界慎重考虑,务使这个全国性工业团体领导人能庆得其人,继而他认为我在全国工业界熟人较多,又一次希望我在选举时起一些作用,配合政府的全局安排,务使工业会法实行后,政府与全国工业界更能上下贯通等。这次谷与我一席话,客气说要我听他们的指挥,供其驱使,达到CC系包办选举的目的。谷并代传陈立夫的口约,邀我当天下午4时到陈处茶叙。
下午先开座谈会,在社会部会议室由陆京士主持召开,田和卿、胡伯翔早车从上海赶来,骆清华因有病由潘士浩陪同先一日到南京,金润庠、刘丕基因临时有事未来,所以这次座谈会工业界人数不多,但有几个非工业界的CC系分子参加座谈会哓舌鼓唇大放厥词。这个会表面上是先拟定全国工业总会筹备的几条大纲和准备工作等,其实这都是一种烟幕,其实质是CC系在南京策划怎样来夺取全国工业总会整个理事会和理事长。
4时许,我从社会部坐了谷正纲的汽车去陈立夫处,事先我并不知道地址,大约为谷正纲开车的早已有所联系,他送我到了风景区一个别墅处,这里既不象机关,又不是住宅,陈立夫请我到楼上一个客室会见。陈先问我厂里情况,再问我生活起居,我心里盘算:陈立夫哪里来的闲功夫与我作无聊的闲喧,我正在猜测间,陈忽对我说“西园先生喜欢到美国去考察电机工程事业?这倒是对中国电器工业很有帮助。”我听了心里一动,觉得有机会去美国一走,倒是固所愿也,想到曾任我助理的庄智焕通过CC系的关系公费游美刚回国,所以陈立夫对我提游美之事倒不是谎言,继而我想陈素有笑面虎之称,我不要上当。我默思片息对陈立夫说“去美国考察电气工业确可借鉴美国的技术,但我因厂务恐不能突然离开,且等回去安排后再行决定。”陈还是和颜悦色问我近来厂里有什么困难?我答“暂时可以维持。”谈到此我认为陈立夫仍是向我做拉拢工作,我即直截了当问“立夫先生还有什么见教?”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我们以后要多多联系,使中央与地方打成一片。”我就此与陈立夫告辞,陈送我到楼下握别,嘱原车送我回招待所。我在返途中细想,我对CC系常落落不合,陈立夫不但不对我不满,反而表现得这样的“高情厚谊”,一时倒使我莫测高深,但今日之事与这次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CC系想操纵全体理监事和夺取理事长,一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9月10日下午3时,我参加社会部召开的“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发起人会的筹备会,并由该筹备会以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青岛市、台湾省、湖北省、湖南省等工业会及全国电工器材工业联合会、全国火柴工业联合会等代表,联名电询全国各省市工业会及全国联合会征求列名发起人。发电征询的单位有:全国水泥工业联合会、全国制药工业联合会、全国造纸工业联合会、全国机器工业联合会、全国电气工业联合会、全国橡胶工业联合会、全国交通器材工业联合会、全国丝织工业联合会、全国营造工业联合会、全国酒精工业联合会、全国麦粉工业联合会、机器棉纺业工业全国联合会、云南省工业会、河北省工业会、福建省工业会、江西省工业会、山西省工业会、江苏省工业会、四川省工业会、沈阳市工业会、北平市工业会、重庆市工业会、汉口市工业会等,我于当日会毕搭夜车回上海,根据发起人会筹备会的委托,做了一些正式的发起人会议及开始召集大会筹备会的工作。
全工总人选名单与田和卿表现
全国工业总会成立人选,CC系从制订工业会法之时就蓄意要包办此事,妄想把工业、商业两个法定组织系统,都掌握在CC系一家之手,因此这次全国性工业团体的整个理监事会,他们是志在必得。全国工业总会无论在国内外,其影响和作用都超过全国商会联合会,所以CC系动员各方面力量要获得这次在全国工业总会大选上的胜利,但CC系在工业团体中缺乏自己的基本队伍,所以他们要用种种方法拖我落水。我也见到他们预拟的理监事候选人名单,多数是CC系分子和接近CC系人,其中也有我胡西园在内,中间还点缀了一批超然派人物以迷惑他人,其间与我比较接近的人是CC系嫡派陈蔼士。这纸秘密名单据他们说因我是CC系“最接近的朋友”才给我过目。
田和卿是一个狂妄之徒,做事冒失自恃有CC系作后台,得罪的人不少。田虽还没见到CC系理监事候选人名单,但听到推吴蕴初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的消息,便急不可待恐怕别人抢他的头功,忙不迭向其社会局的上级夸口,这次全国工业总会选举理监事,由他来负责可以稳操胜券。田还自作主张拟出一份未来的“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全体理监事名单”,将这张作为当选人名单到处造谣,逢人许愿。后来CC系内部安排出来的全体理监事名单,与田预告名单大有出入,田曾许过愿而名落孙山的人,因吃了空心汤团而大起怨望,都骂田和卿是卖梨膏糖的,说到哪里算哪里,有的向吴蕴初质问“究竟哪一张理监事名单是真的?”弄得吴非常尴尬。
田和卿把持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经常在报上滥发新闻,用捕风捉影的消息来作自我吹嘘。在全国工业总会大选之前,田又以上海市工业协会为据点与别人交换条件讲选举的斤头,他满以为像抗日胜利后搞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一样,可以由他一个人包办为所欲为,于是高视阔步旁若无人,引得工业界中的侧目。
工业界希望我出头与CC系抗争
全国工业总会大会开会期一天一天近起来了,各方面的动态也一天比一天显露。约在9月20日左右,金润庠来访我,他是为刘鸿生竞选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的事情来征求我意见的。金润庠还代传我好友期望我带头与CC系作一次有意义的交锋。我与刘鸿生虽称不起知己,但称为一个极熟的朋友并不过份,当时我对金润庠说“鸿生先生担任这个理事长够得上条件,但要我帮忙,不是只顾到一个理事长问题,要产生理事长先要有支配整个理事人选的能耐,要安排整个理监事会一定要能拉拢大多数代表的选票,这可不是一桩儿戏事。”金接着说“大家公认你如担任三军司令,必能马到成功”,金并转告我杜月笙当天约我吃晚饭。金润庠是嘉兴民丰造纸厂总经理,杜月笙是民丰造纸厂的董事长,所以金是杜月笙家常客。我到杜宅后,杜月笙也为捧刘鸿生当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代刘说话,要我在这次选举事前为刘出一把力。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场面中,我虽有把握会得到全国工业界朋友们的支持,但毕竟是个人的力量,怎能敌得过CC系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正在思考之际,杜月笙又对我说“总之这次全国工业总会的大选要获得胜利,我们朋友中除你没有一个足以胜任,你为公为私都应该挑起这副担子来”。杜对我一番谀言,当然有他的用意,我答应计划一下当勉力为之。
9月下旬,全国工业总会开正式发起人会议,开始筹备会议工作,我9月底由上海赴南京,于10月1日上午10时在南京中山东路上乘庵全国营造工业联合会会议厅,召开“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发起人会议,出席各省市工业会有19个单位(山东工业会报到而代表未能出席),全国各重要工业联合会14个单位,77名代表,推吴蕴初为主席。下午3时仍在原处继续开会,推刘鸿生为主席。当天上下午开会均由社会部司长曹沛滋为指导员,决议筹备会所拟之草案照原文修正通过,决议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11日工业节为成立大会日期。
我们回沪后,即于10月3日在上海假座河南路延安东路中汇大楼2楼召开全国工业会第一次筹委会及常务筹委会,社会部派科长李士衡参加为指导员,依据南京社会部召开的发起人会筹备会和“全国工业总会”发起人会的决议及推定筹委会名单,CC系分子提出以田和卿为筹委会主任秘书,议定每一会员单位(各省市)得推出代表1~7人,其人数依据各单位每月所缴常年会费之多寡照下列规定推派之:一、金圆券30元以下推派代表1人。二、30元至60元推派代表2人。三、60元至90元推派代表3人。四、90元至120元推派代表4人。五、120元至150元,推派代表5人。六、150元至180元推派代表6人。七、金圆券180元以上者推派代表7人。无全国联合会之同业公会限派代表1人。根据上述规定,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理监事,田和卿以主任秘书姿态越出议事规程,擅自提出吴蕴初、刘鸿生、李烛尘、陶桂林、潘仰山为筹备委员会召集人。在会各筹备委员虽感到这个主任秘书做事草率,但碍于面子而无人提出异议。会后我与刘鸿生、杜月笙同到杜家用晚膳,席间说到当天下午开会情况及以后的对策,鉴于当时5个召集人的安排事前未与我们商量,由单方面提名,使参加会议的筹备委员无暇考虑赞成与反对,等于强制通过,我愤然对刘、杜说“我们这次一定要赢得大选的胜利,使鸿生先生当上理事长”。我们相与大笑,刘鸿生拍拍我的胳膊说“努力、努力”。
成立大会前较量
田和卿新获全国工业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秘书的荣衔后,很想显显眼、出出风头,欲达到此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主任秘书身份招待新闻记者,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大名”在报上显示,另一方面还可使几个与CC系有关的筹备委员召集人露露脸,最主要的想在CC系主子面前显显自己的才干,可谓一箭数雕。于是在1948年10月7日,他们在《新闻报》上发表一则新闻,原文如下:大题目“全国工业总会定下月成立”,下面副题小字“筹备委员会展开工作”,正文“(本报讯)全国工业总会筹备委员会,昨假本市工业协会俱乐部招待记者,报告该会筹备情形,由该会主任秘书田和卿主持。据称该会现已定11月11日筹备结束,举行成立大会,并选出了吴蕴初、刘鸿生、李烛尘、陶桂林、潘仰山5人为召集人。”这则新闻的用意很明显,是妄图增加大会代表对他们的向心力。田和卿还暗示参加大会的代表,只有乖乖地听CC系的指挥,方有当选理事的希望,否则可以使你落选。田和卿还以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名义,在上海冠生园宴请外地的筹备委员及代表等。田在宴会上称这次大会选举将以过去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市分会班底为基础,再掺以外埠工业家来遴选全国工业总会的理监事,田还说“名单大概已经排定,有立夫先生和谷部长支持,因此告诉大家全国工业总会的理监事,是任何人无法动摇的,万一落选可希望在下次当选,亦不必徒生怨望,所以切盼各地代表相互合作”云云。田和卿的作风及其态度的傲慢无礼,在这次宴会上的举动言词可以见其一斑。
10月8日下午3时,在上海四川中路企业大楼5楼大中华火柴公司会议室,召开全国工业总会第二次常务筹备委员会,到会委员有潘仰山、王葆和、陈大受、李烛尘(陈汉卿代)、刘鸿生、颜耀秋、李国伟(王亦清代)、陶桂林、刘念义、刘丕基、胡西园、杜月笙(杨管北代)、沈嗣芳、杜殿英、吴蕴初、许晓初、朱仙舫、恽震、李荐廷(刘晋钰代)、陈云章、彭士弘、王鸿声、荣尔仁、章剑慧(何致中代)、龚伯炎(蔡昕涛代)、王翼臣(夏宪讲代)、金贵是(葛和林代)、林君扬(刘栋业代)、洪念祖30人,缺席尹致中1人。开会时公推刘鸿生为执行主席,主任秘书宣读常务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并报告秘书室一周来概况,常务筹备委员许晓初、沈嗣芳、陈云章等临时提议:全国工业总会筹备组织系一重要临时团体,在筹备期间常务筹委会责任重大,为慎重起见,秘书室人员包括主任秘书在内,不得协助任何选举人组织非法活动,全体秘书室人员完全是筹委会内部工作,不得对外行动,如有对外发表文字,事先应得两个主管常委的核准。该提案得大多数委员同意通过。大会执行主席说明:要严格执行并请全体筹备委员随时监督。所谓主任秘书从此就不得自由行动,受到了议案约束。这次会议为以后大会选举布下了一着可操胜券之棋,有一定的重要意义。那天议案很多,其中涉及会员选举问题的决议有如下几项:1、定10月1日为入会截止期。2、推胡西园、洪念祖、李荐廷、沈嗣芳、杜殿英、王葆和、彭士弘7人,组成会员入会审查小组,负责审查事宜,并推胡西园为召集人。3、入会申请书会员登记表、团体会员名册、工厂会员名册、出席代表通知书,依照秘书室所拟表格付印。
为便于会员联系,假宁波路上海机器染织工业公会为办事处,另在会外组织一个不公开的联络小组由胡西园、徐学禹、刘丕基、潘士浩、章剑慧5人组成,推胡西园为召集人。这个联络组主要是为各地来沪代表安排住宿等生活事宜,并与他们交换选举理监事人选的意见,说穿了就是抓选票的组织。刘鸿生派杨立人,杜月笙派郭永熙两人参加这个联络组。CC系想与各地代表增加接触,苦于人头不熟,不易彼此会面,即使碰面也无法深谈,仅用宴客等手段拉拢,也因过去没有情感,故赴宴的代表零零落落。听说CC系与其他方面想当选领导的人同时在上海新雅酒楼宴客,两个东道主事前各不相知,而两方所邀的代表又大体相同,到了宴客的时候,双方互争来宾,代表们左右为难,索性都不去,落得一个彻底中立,这也是CC系在全国工业总会想操纵大选的拙劣手法中的一个插曲。田和卿在沪策划所谓办法是极尽庸俗幼稚之能事,如送戏票、送日用品,最笑话的是代表到沪不久,CC系忙送他们的赆仪,说起来人家不会相信,但却真有其事。他们用尽种种办法,而收效似乎不大,田只有赴宁向CC系上级报告情况乞求援助。
潘公展对我拉拢和威胁
CC系的潘公展,因主办《晨报》、《晨报画报》和《新夜报》的广告关系,与我接触较多,由于亚浦耳厂每月有大量广告费支出,加之我在工业界朋友不少,还会连带影响别的工厂广告,潘公展从生意着眼对我也处处拉拢。正当全国工业总会在筹备紧张时期,潘约我在国际饭店晚餐,同席有吴开先、王延松共4人,首先潘公展对我说“过去立夫先生对西园先生性情不很清楚,现在已了解得多了”。潘劝我要与他们合作,许诺我如真心与他们忠诚相见,他们将先给我弄一个“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然后进一步可以代我搞到一个全国性类似代表。我当时也不明白全国性类似代表是什么东西,反正我是姑妄听之不求甚解,随他去说就是了。吴开先与王延松用另一种口气对我说“南京方面说西园先生倾向共产党,将引起误会,这不但会牵制你个人的行动,也会影响你企业的前途”。王延松还说什么“西园兄是有工厂的人,犯不着跟别人乱来”。这一顿晚餐他们3人向我谈话,一方面利诱,一方面威胁,我笑而不置可否,对潘等3人始终持敷衍态度,在唯唯诺诺之间无肯定表示,散席时潘等只得说“有机会我们下次再约详谈”。
草拟全工总大会日程及代表名单
10月15日,第三次常务筹备会议议定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日程表草案如下:
11月9日下午2时全体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1月10日上午9时预备会议,下午2时续开预备会议。同日下午4时主席团会议。
11月11日上午7时半全体代表谒陵(南京中山陵)。
11月11日上午9时半成立大会开幕典礼。下午2时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报告工作概况。下午7时欢宴各界庆祝工业节(以11月11日全国工业总会成立日定为工业节)并有游艺赠品助兴。
11月12日上午9时举行各提案小组审查会。下午2时继续提案小组审查会。
11月13日下午8时全体大会讨论提案。下午2时全体大会讨论提案及章程选举理监事、举行闭幕典礼。
11月14日全日分组游览各名胜。
11月15日上午,理监事就职典礼,举行第一届理监事会议。
会员入会资格审查小组报告,已经审查合格的各省市工业会及全国工业联合会的代表如下:福建省工业会林君扬、刘栋业、黄谦若。台湾省工业会林挺生、高祀瑾、蔡常义、孙景华。山东省工业会李资廉、李公藩、苗星垣。湖南省工业会陈云章、鲁荡平、陈崇鉴。山西省工业会彭士弘、曹斐然、赵键。沈阳市工业会王鸿声。青岛市工业会严致中。河北省工业会王(电文不明)、刘泽民、姒南笙。云南省工业会缪云台、周仁。上海市工业会杜月笙、吴蕴初、徐学禹。江西省工业会余行鲁、王德舆、朱仙舫。湖北省工业会李荐廷、刘海生、周兹柏。重庆市工业会潘仰山、黄亦清。汉口市工业会李国伟、华煜卿。天津市工业会李烛尘、朱继圣、陈调甫。北平市工业会郗超民、陈大受、陆宗贤。南京市工业会王宝和、孙际如、钱贯之。四川省工业会潘兆馗、程云集、章剑慧。江苏省工业会荣尔仁、华晋吉、陈霭士。火柴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刘念义、黄欣哉、徐致一。机器棉纺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吴味经、刘丕基、章剑慧。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杜月笙、杨管北、荣毅仁(后杜月笙改袁国梁、荣毅仁改席德柄)。营造建筑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陶桂林、黄秀山、康俊。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胡西园、恽震、姚永耀。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支秉渊、王文皋,颜耀秋。电气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钱新之、陈中熙、沈嗣芳、童季通。丝织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朱惠清、蔡昕涛、龚伯炎。橡胶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洪念祖、毕天德、凌善溥。交通器材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杜殿英、徐学禹(加推刘史瓒、周茂柏)。水泥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颜惠庆、刘鸿生、陈汉清。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许晓初、鲍国昌、陈来镐。金属品冶制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于瑞年、顾松龄、赵宝金。酒精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金贵是。造纸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金润庠、赵煦雍。还有几个会员单位及无全国联合会之区同业公会,因正在审查中故未录下,有的会员单位主动增加缴纳常年会费,目的是为了添加其代表名额。
决定改大会在上海举行
到了10月22日第四次常务筹备会议之后,CC系方面更露出对大选前景未持乐观的迹象。我从南京方面得来极可靠的消息,CC系最后决定用劫持选举票的下策,来攫夺全国工业总会的理监事会和他们所觊觎的主要目标理事长,在大会选举理监事之日,CC系将用特务暴力来威胁每一代表投他们候选人的选票。我遂与刘鸿生、杜月笙密商对策,我们决定于10月29日第五次常务筹备委员会议上决定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改在上海召开,随即把这个决议向南京社会部申请批准,社会部回电不能同意,它的大意是“全国工业总会系法定的全国性工业团体,成立大会理应在首都举行,以示隆重,该筹备委员会所请一节未便同意”。我们就在11月3日召开占全体大会代表总数2/3的留沪代表临时大会,决议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改在上海举行一案,并另电南京社会部请求尽力支持。筹委会专推金润庠、刘丕基、徐学禹等,携文向社会部再次申请,语气较前坚定,重申要改在上海开成立大会之理由。CC系鉴于我方的力量,并想借此与我们妥协,使他们在选举方面换得一点便宜,不得不顺水推舟批准改在上海召开全国工业总会的成立大会。于是我们在11月5日第六次常委筹备会议提出:原通过的成立大会日程表草案中所拟定“11月11日上午全体代表谒陵及14日全日分组游览名胜”两项删去,本定大会前后共计5天,现缩减成3天,并改在大会开幕当天选举理监事。
至11月上旬各地会员单位代表纷纷到沪,在筹备会报到的有上海市、天津市、汉口市、广州市、北平市、南京市、重庆市、沈阳市、江苏省、台湾省、湖南省、湖北省、福建省、河北省、云南省、山西省、江西省、广东省、四川省等工业会及各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如火柴业、交通器材业、丝织业、水泥业、电气业、橡胶业、营造业、机器业、电工器材业、造纸业、纺织业、面粉业、制药业、酒精业、金属冶制业、化工业、印刷出版业、文具仪器业,合计36个单位。有的工业同业公会为了要参加全国工业总会,临时组织全国联合会请求额外加入。外地代表到沪后我们都招待他们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安顿。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已施行戒严,半夜1点以后各种车辆不准通行(有特许证者除外),我不愿为此琐事向当局再去打交道,要求大家遵守所谓“戒严令”。
陈蔼士的拉拢
1948年11月6日,我接到陈蔼士邀请在上海安福路(旧法租界巨泼来斯路)284号晚餐的请柬,这倒不是常有的事,我与陈虽是熟人但交往很少。届时我赴宴,同席的有洪兰友、陆京士等,陈蔼士对我招待显得分外殷勤,屡屡称我为“西园兄”,洪兰友与陆京士也为陈吹嘘“蔼老热心提倡国货,重视工业”等,他们交口要我这个工业界“中坚分子”,多多与陈取得相互联系等语。终一席之谈,他们吞吞吐吐没有打开窗子说亮话,然我心里已猜到八九分。陈蔼士即陈其采,他是辛亥革命时陈其美的兄弟,也是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叔父。陈以一个国民党的贵族身份,到处活动为自己扩大影响,靠已经死去的陈其美牌头和他侄子陈果夫、陈立夫的势力,在各方面大占便宜。抗日期间在重庆搞一个“宏丰实业公司”,公司有不大不小3个加工厂,陈自任公司董事长,这一来自以为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工业家”了,陈还搞一个什么“中国工矿协进会”拼凑了一些CC系的喽罗和拉拢一部分接近CC系的工矿、厂商,通过选举形式指派了一批可以随他们指挥的理监事,陈自封为理事长,CC系欲望极大,他们梦想以陈蔼士所搞的“中国工矿协进会”为据点,囊括中国所有的工业团体供其驱使。我想起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通过庄智焕邀请我去曾家岩商谈,徐要我组织一个“全国工业团体联合会”,后据庄智焕对我透露:徐恩曾根据CC系计划,如“全国工业团体联合会”能够组成的话,他们内定将以陈蔼士为总领导。我联系到陈蔼士请我吃饭,对我热络态度与这次选举全国工业总会的理监事,尤其是理事长大有关系。
在此时期我们会外秘密的联络组,在丽都花园3楼包一套房,刘鸿生经常到此与我碰面,杜月笙也偶来询问准备情况和交换各方面的消息。在陈蔼士请我吃饭的几天后,刘鸿生、杜月笙与我同在丽都 花园碰了面,杜问我“你猜CC系真正要捧出谁来当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我说“恐怕不是姓吴而是两陈的本家(指陈蔼士)”。杜惊异说“你怎会知道,瞒不过你乖人”。杜继续说“据骆清华在CC系内部得来可靠消息,CC系真正意图是要推陈蔼士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但因陈在工业界毕竟声望还不够,且直接推出陈使CC系意图完全暴露于民众面前,迫使吴蕴初反感而作消极抵抗,所以这样是不妥的。CC系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先造成民族资本家内部争夺理监事及理事长的现象,用挑拨离间、拉拢迷惑等多种方法骗得理事会中多数席位,然后再在选举理事长时移花接木,把吴蕴初一脚踢开,捧出陈蔼士来当理事长。我忙对刘、杜说“这个消息不但CC系自己正在保守秘密,我们也不要泄漏出去,否则也会打乱我们的计划,现在让田和卿东碰西撞瞎搞去”。上述这个消息大家真的都守口如瓶一点未露风声。
杜月笙心态和李烛尘劝告
杜月笙在大会前后都表现非常热忱,杜关心刘鸿生当选理事长,除他们之间以利害交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上海总商会改选成上海市商会时,杜月笙曾想当一个上海市商会的委员,来冲淡他的流氓臭名声,CC系分子王延松偏偏要挖杜月笙的疮疤,说杜是流氓,不配混入堂堂的上海市商会(后杜月笙勉强挤入上海市商会,但杜始终是悒悒于心),因此一向怀恨在心,今日杜当上了比上海市商会还胜一筹的上海市工业会理事长,当然称心如意、扬眉吐气!为了对帮忙的人表示感激,他对刘鸿生献殷勤,对我也一套热络的表示。旧时代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杜月笙是久闯江湖的大流氓,这些人情世故已经玩得娴熟。
到开大会前3天,我们这个不公开的联络组索性搬到东亚旅馆,另辟一间秘密房间,与各地代表住在一个旅馆彼此接触更加方便。大会开幕期愈来愈近,外面流言蜚语也层出不穷,有的说“CC系决心要让它本系代表在全国工业总会理监事会中占到优势,而且一定要攫得理事长,谁敢反对以后就给他好看。”有的说“工业界如再不与CC系合作而继续捣乱的话,社会部将下令暂时停止组织全国工业总会”等,谣言此起彼伏不一而足。在11月上中旬,田和卿往返沪宁与CC系联系请示多达3次,但仍未能得到一个妥善办法。他们的理监事名单虽经几度修改,始终得不到我们的同意,致双方难于一致来进行配合CC系指定目标的选举。全国工业总会是工业会法颂布后,一个最综合性的一个全国性组织,为全国上下所注视,CC系也不敢造次。天津代表李烛尘看到各方面扰扰攘攘,以老友的身份劝我适可而止,如火中取栗,日后结恨小人。当时我因有工业界大多数朋友的支持,自信心很强,除谢李的善意外,并未采纳他的意见,我们与CC系在这次选举大会中一定要斗争到底。
束云章受人之托
全国工业总会大会成立之日,其所以选定11月11日,其用意说来可笑,原来汉字十一相叠便成土字,土者,工字出了头,表示中国工业向来受人欺压,祈望在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后,就可以出头了,当时哪里懂得有三座大山压在我们民族工业头上的道理呢?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时,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迷信口彩上去了。
11月8日下午南京社会部来电话关照“因召开大会手续尚未完竣,指令延期一星期”。当时在沪CC系就放出各式各样的谣言,并对我散布种种威吓,同时还离间代表“不要上胡西园的当”。在此紧张混乱气氛中,也有若干地区的代表奔走调停,企图息事宁人。11月9日晚,我们召集一次临时全体筹委会,对社会部指令“从11日延期一星期”表示遵令办理,并奉此决议于11月17日准期召开大会,选举理监事,同时在各报章向全国工业界登一通告,并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发表消息。10日推潘士浩、郭永熙、颜耀秋随带呈文向社会部备案:于11月17日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我们此举在于彻底打破CC系以后再次用延期来争取时机的阴谋。
11月14日,束云章突然来找我商谈,说他受人之托提出推陈蔼士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这是CC系图穷匕见,不得不摊出底牌来,捧吴蕴初是一个骗局,不但吴蒙在鼓里,连田和卿也还在捉迷藏看不清真相。束云章说“陈蔼士先生年高德劭,必孚众望,其余全体常务理事都听凭你们支配”云云,我当即对束说“无论哪一位要担任理事长,我个人都没有成见,既然已正式提出候选人,待理事会成立后可提候选理事长名单出来,请各代表或理事民主推选”。束云章虽不好与我再作进一步商谈,但显然对我表示完全失望。CC系怕秘幕被人揭开,所以托年老沉默的束云章来联系此事,以避人耳目。根据杜月笙传述,骆清华从CC系内部得来消息和我们的分析果然符合,CC系深知要占理事会多数席位的意愿无法实现,且大会日期已定,不得已才派束云章来作非正式的试探,只有田和卿还像无头苍蝇乱碰乱撞。到了大会前夕,刘鸿生对吴蕴初说“我们两人好似蟋蟀,有人拿了草来挑拨我们斗起来,其实最后的得利者是挑拨的人”。
全工总会圆满成立
11月16日是最后筹备的一天,当晚办事人员都忙到深夜。田和卿忙着拉选举票,在秘书室反而见不到人。我们对大会选举暗中是有组织的,我们将各省市工业会及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39个单位分为6个大组,每一大组有3个小组的,也有两个小组的,共计17个小组,我们要求每个小组在规定时间内一定要将我方理监事候选人名单传述到每一代表,并要求小组负责人保证名单在选举未揭晓之前不可泄漏,我被推为6个大组的总召集人。当晚在东亚旅馆的密室内我们谈到深夜11时半散会。接下来各大组各自选择适当地点去开小组长会议,要求当晚把我方理监事候选人名单交到小组长手里,由小组长保管过夜,并于次日大会开幕选举前半小时发给我方每一个代表。待我一切布置完毕已过子夜近2时矣,我就在东亚旅馆和衣而眠。
11月17日上午9时,假会场在上海迪化路217号(今乌鲁木齐路)上海纺织公会大礼堂,召开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重重压迫下的中国工业界在形式上总算得到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业团体。到会的各地工业代表都面有喜色,好像我们工业界从此真的有希望似的。在开会前1小时,陶桂林还向我警告说“今天会场怕不得安静,你要防止闯祸”。我对陶声色不动,陶见我非常镇定,无言而走。9时许摇铃开会,大家盼望已久,根据工业会法而成立的法定的全国性工业总团体,终于到了开幕成立的一天,会场掌声雷动。当时国民政府只派吴开先代表中央来参加,这与同年8月22日上海市工业会成立时,谷正纲亲来上海参加,并有上海参议会议长潘公展、上海市长吴国桢、上海市商会主席徐寄顷、黄色工会主席水祥云等来凑热闹的情景形成强烈的对比。那天是全国性的工业总会成立大会,谷正纲作为一个主管的社会部部长不来,仅胡乱派一个原在上海的吴开先来敷衍一下,CC系的态度之冷漠,足见他们不能随心所欲而苦恼的真情。当时吴开先是唯一的长官,颇使他感到孤形单影,局促不安。尽管当局对我们这个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极其冷淡,而全国工业界代表却兴高采烈,大会开得非常热烈,当举行开幕仪式时,出席代表154人,由潘仰山主席致开幕词,吴开先代表社会部说了一套官样贺词,开始选举理监事时,会场内虽稍有骚动,但立即为大会会员所制止,捣乱分子就无所使其技。主席报告开始选举,结果选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以选票数为序):刘鸿生、胡西园、杜月笙、徐学禹、潘士浩、钱贯之、李烛尘、李国伟、尹致中、任国常、鲍国宝、郭英珠、潘仰山、荣尔仁、王涛、张峻、史乃修、陈云章、翁来科、李荐廷、林挺生、沈镇南、恽震、彭士弘、林君扬、章剑慧、朱仙舫、孙满、束云章、刘丕基、程年彭、颜耀秋、钱永铭、陈中熙、金润庠、刘念义、徐致一、杨管北、陶桂林、洪念祖、蔡昕涛、许晓初、张善璋、周茂柏、缪云台等45人。选出监事:吴蕴初、陈蔼士、杜永修、胡伯翔、杜殿英、王翼臣、于瑞年、楼兆馗、韩巨川、王启宇、邓秉承、谢天沙、厉无咎、刘晋钰、田和卿等15人。我毫不隐瞒地说,上述所选出来的全体理监事,完全是依照我们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不折不扣地选举出来,不但不漏一人,也没有增加一人,可见我们虽是一批普通工业界的人,在这次选举大会中显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比CC系还要强,这一行动不但使CC系惊愕,也使CC系知道工业界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用威胁利诱就可听从摆布的。
刘吴分别成了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
新成立的全国工业总会于11月22日假座丽都花园召开第一次全体理监事会议,票选刘鸿生、胡西园、杜月笙、徐学禹、李烛尘、李国伟、郭英珠、潘仰山、荣尔仁、陈云章、钱永铭、金润庠、束云章、杨管北、缪云台等15人为常务理事。依据章程:全体理事在常务理事中选出刘鸿生为理事长,理监事选出吴蕴初、陈蔼士、王启宇为常务监事。这个理监事会即在丽都花园聚餐,席散后在休息室茶叙闲谈,我在里间忽闻有人高声噪闹,我出来看时这人是颜某,在大声狂呼,把玻璃杯摔在地上。原来颜某借酒醉骂他没有选上常务理事,他忽啼忽笑由旁人劝说扶他回家。工业总会第一次理监事会的会后聚餐会也随着颜的闹剧而告结束。
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闭幕后,各地代表及当选理监事们先后返回本籍,按说此事该结束了,但CC系不甘心于这次选举的惨败,恼羞成怒要用政治压力来争回面子,为了继续蒙骗吴蕴初,CC系硬要全国工业总会理事会给吴蕴初一个名誉理事长的名义,因为会章无此规定,理事们都一致表示反对。我当时认为会章是人订的,也可以由人补充修改,人家既然要画饼充饥,就绘一只饼给他们充充饥罢,众理事经一番争辩后意见慢慢一致,就因人设事聘吴蕴初为全国工业总会名誉理事长,以息事宁人。
筹建工业大厦计划泡汤
在筹备全国工业会的同时,我们还研究了会所建造问题,准备将上海哈同花园全部买下来,建造一幢十几层楼钢骨水泥的工业大厦,除安排全国工业总会及上海市工业会的会场和办公室之外,还要将上海所有的工业同业公会都安排在这里,计划相当宏伟,规划也适应当时的需要。在筹集经费时,为了预防金圆券贬值,我们边收募建筑费边订购建筑材料,所以当时会所建筑委员也是非常忙碌,会员(即上海市工业同业公会)按建筑图样分配房屋的层次及间数,以缴费先后为序和每一工业同业公会纳费多寡作为分配房间大小及间数的标准,筹集建筑费数额目标为金圆券600万元(相等于当时黄金6万两)。那时的工业界看到当局颁布工业会法,错认为工业已得到政府的重视,前途大可乐观,从此工业可以在全国工业总会上海市工业会领导下大大发展,所以工业大厦的筹集经费相当顺利,各工业同业公会都踊跃认购,至11月上旬大数已经募集,如11月8日上海《金融报》消息:标题《筹集工业大厦经费即可募足》,原文“在本市工业会所筹建之工业大楼经费,现已募足到金圆券460万元,与原定600万元金圆券仅差140万元,短期内即可如数募齐。近日购料委员会负责人士正积极进行采购事宜,工作颇为顺利,该各关工业均愿将产品用作建筑自身会所之用……”云云。待至11月底已筹集有500余万金圆券,会员们仍在陆续缴纳中,募足600万已不成问题了,但金圆券本身的币值已开始动摇,待后急剧直下,最后到整个金圆券崩溃。我们原先理想中的宏伟计划就这样被当局连皮带骨一古脑儿地吞下肚里去了,这也是与CC系争夺全国工业总会理监事会大选斗争过程中连带的一件重要事情,将近6万两黄金连同各同业公会会员的血汗,被当局一夜之间装入他们的腰包。
有人问我策动工业界代表对CC系这样恶战一场,弄得他们在这次大选中一败涂地,为何不对我进行报复?我当时对自己的行动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处处防范使其无机可乘,但在日常事务中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如在企业的经济等问题上,CC系不断中伤和挑拨使我不得安定。CC系对我虽切齿痛恨,但在众目睽睽下他们还不敢草率从事,在公开的场合他们还不敢加害于我,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日益壮大,而国民党政府已到了勉强维持其摇摇欲坠政权的时候。幸赖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很快打垮了蒋家王朝,我才彻底免遭反动政府的迫害。
(王建运整理)
注:胡西园曾任上海市杨浦区第三届政协委员和民建市委委员。1981年4月18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