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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撷英——何乾昌

发布日期:2013-10-28

旧上海杨树浦民众居住见闻
 
何 乾 昌
 
夏衍写的报告文学《包身工》是一篇非常出名的作品,作者真实描述了旧社会杨树浦纱厂女工的悲惨生活,现在读起来还很令人心酸。包身工们住的所谓工房其实是一处管理严密的监牢,房屋四周有东洋警察、巡捕和工头手下的流氓看守着,外面人是根本不能进去的。
夏衍是这样形容的:“……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的分得均匀,每边8排,每排5户,一共是80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着32-33个‘懒虫’和‘猪猡’……”
我读着,读着,想到了旧社会杨树浦老百姓的住房,记忆把我带回到60-70年以前上海人所说的“下只角”,那便是有名的沪东工业区。
棚户区----人间的地狱
“前世不修今世苦,今世只好住棚户。”这是旧社会杨树浦女工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我的一个在香烟厂做工的表姐,就天天这麽说的。
杨树浦原来的名字叫“杨木浦”,在19世纪后期属于上海县高昌乡二十三保管辖的一部分,是离县城较远的偏僻农村。1863年(清同治二年),区境西南部沦为美租界,后来又与英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从此,外国资本家沿黄浦江边侵占了大量的滩地兴建码头,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开设造船厂、纸厂、纺织厂………进行经济侵略。因此,19世纪末,江、浙、皖农村的贫苦农民远离家乡到杨树浦来谋生的人很多。据1896年的《工部局年报》统计,仅在杨树浦路的8家工厂,雇工有1.05万人,连同附近工厂在内,工人达2.5万人。
刚来上海谋生的农民没有房子住,他们就用家乡摇来的小木船,拖到河岸边上搭草棚居住,有的连草棚也造不起,只好拿芦席卷成了半圆形,用旧的毛竹当支柱,简单地搭成“滚地龙”作为临时栖身之地,大多搭在工厂附近。住“滚地龙”的人要跪爬着才能够进出,每到晚上,工人们放工回家,往往在“滚地龙”里叹苦经,带着悲哀的声调,轻轻地哼着“我伲工人真可怜呵,日日住格地龙厅呵,关末关格芦笆门呵,门闩用格茅草绳呵,门搭用格布条筋啊!……”
这是人间地狱的真实写照。棚户的结构十分简陋,毛竹、稻草、小树棍和泥土就成了棚户区居民造房子的建筑材料,居住条件极差,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没有下水道,到处是垃圾、粪便,一到了黄霉天,家家户户的屋里进满了水,长年臭气冲天。他们点油灯,喝井水,所以在旧社会流行过一句“若要苦,杨树浦”的顺口溜。
杨树浦棚户区形成于20世纪初。以我家为例:我父亲在19世纪末,从浙江余姚乡下随乡亲结伴来上海杨树浦,伙伴们大多在英国人的自来水厂(1881年建成)和木行工作,父亲靠表叔孙庭焕在英商业广地产公司当买办这层关系,找到一份管理马路和杨树浦房产的工作,但房产公司是不供住房的,所以在小木桥附近搭了一间简棚。小木桥是连片的棚户区,居住的以纱厂工人为主,我的舅父在萧王庙附近 (今鞍山地区)搭了几间草棚,以种蔬菜花草为生,平时由舅妈挑着菜担到租界里的高郎桥、齐齐哈尔路一带去卖。萧王庙周围多是农田,也是个苦地方,女工们为了求得神仙的保佑,去庙里求神的很多。萧王庙是道士宫,庙不大,只有两进房,比下海庙要小得多,庙外只有一条小路,它的位置就在今天的风凰大酒家。小时我到舅父家去,最怕看见那里的义冢和“化人滩”,白天看到从大同会馆里面抬出来的棺材,晚上就要做恶梦。所谓大同会馆是临时寄放尸骨的场所,是死人“居住”的地方,江浙籍的工人死了以后大多寄放在这里,存满了一定数目的棺材,管事就用帆船把棺材从兰州河发运回死者的故里去。解放以后,萧王庙附近建造新华医院、上海电表厂等单位时,据说挖出来的棺柩、尸骨就有3000多具。
我生于1925年。据父亲说,这年的年底杨树浦曾经发生过一场公共租界工部局火烧棚户区的惨剧,整整一个晚上,一把罪恶的火烧光了杨树浦路、平凉路1000多间草棚,火光冲天,到处是哭叫声,但没有人去救火,贫民死伤了几十个,造成几千人没有房子住。据1925年《公共租界年报》的统计,当时杨树浦公共租界内有棚户2000间以上,有半数集中在杨树浦路、平凉路一带。
后来我家搬到了虹口,我还是常跟着父亲去杨树浦路新康里,那里居住的多是纺织工人,弄堂对面就是英国人开的怡和纱厂,弄堂边的韬朋路(今通北路)上也有许多棚户。礼拜天花一毛钱去车行租一辆22寸的脚踏车,一个人就可以去杨树浦“兜风”,马路上难得见到汽车,过大连湾路(今大连路)属杨树浦地界,就到处是简陋的棚户和七零八落的“滚地龙”。
强拆棚户风波
1937年我已经12岁了,7月的某天晚上,我正在温习功课,在祥泰木行做工的阿义叔来我家聊天,他家邻近的朝阳路(今沈阳路)是棚户集中的地段。他对我父亲说:“工部局要在杨树浦一带强拆棚户,今天早上榆林路外国巡捕房派来武装巡捕和三道头好几十人,在高郎桥齐齐哈尔路、盐山路一带勒令所有棚户立即迁走,如不搬走巡捕房就要强行拆除。”
我停下正在做的功课,听阿义叔说:“今天形势蛮紧张,几十个外国赤佬被棚户区几千名男女老少团团围住,双方对峙,外国赤佬弄得一点没办法,一看苗头不对,都溜了。”阿义叔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二天,我在老《申报》本埠版上,看到一篇《工部局勒令迁移棚户》的报道,就读给父亲听。他不识字,却喜欢听我读报,每天借来报纸叫我读,什么《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那时我不过是四年级的小学生而已,识字不多,但是通过硬读,居然也能勉强看懂个大概,我的读报,给父亲带来莫大的愉快和喜悦。《申报》刊登的当然比阿义叔讲得详细、具体,大意是:“公共租界杨树浦的棚户多数集中在平凉路、榆林路、齐物浦路、齐齐哈尔路、培开尔路、眉州路、河间路、宁国路、临青路、龙江路等处,沪东地区总数将近万户。这些棚户大多数是从江北来上海找工作的苦力,都因为房租太贵,在相近工厂的地方搭建棚户,有的搭在荒地河塘边上。近年来公共租界市面繁荣,工部局要加订门牌以增加市政收入,也遭到这些棚户的反对,这次派捕房武装勒令拆除棚户行动,又遭到各处棚户的反对,据记者目见,棚户中女的拎便桶,小孩子手里拿着洗便桶的刷柄,男的一律拿扫帚,有2000多人把50多名捕房所派的巡捕包围在内叫骂……”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老《申报》记者给2000多反抗的老百姓最后的一句评论是:“此辈实为恶作剧矣!”现在我有一句口头禅“不许恶作剧”,就是从那时学来的。
后来我从收集的资料中了解到,1937年4月,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务处发布了一个通告,限期要沪东大连湾路、榆林路、齐物浦路(今江浦路)、平凉路、兰路(今兰州路)、杨树浦路租界一带的棚户,一律自动迁让,否则工部局就要强行拆除。于是引起棚户区里居民的极度恐慌和十分愤怒,他们自发组织起来,联络各方面有关的人士,推派唐安平、孙旭丹等人为代表,在4月15日前去纳税华人会、市民联合会及华董虞洽卿、江一平等处请愿,强烈要求租界当局收回不合理的通告。
但是公共租界当局根本无视群众的合理要求,蛮不讲理,拒不接受请愿代表的建议,在4月27日工部局召开的董事会上,继续维持要执行通告的规定,决定先行拆除500间棚户。
棚户代表为了应付事态的发展,27日上午9时,在朝阳路(今沈阳路)53号再次举行全区棚户代表的紧急会议,由唐安平担任主席,当场通过决定,提出4项要求,即棚户应当有与市民同等待遇,棚户纳捐须依照平房为标准,或以地价纳税;根据工部局的10年计划,每月每户捐5角,由棚户推3人、工部局1人、法团1人,组织棚户纳税会,每年每户6元(计4000户2.4万元,该款存入银行,10年即可收足24万元,即可建筑平房,依照市府平房材料收费);根据第3项收入,收买地皮、拆除草棚,建造平房,地皮价以15元为1方,共计8万方,计洋1.5万元,10年之后草棚可一律拆除;照目前情形应申请编定棚户门牌,以便管理。
棚户群众推出唐安平、孙旭丹、沈长贵、张步云等9人,下午继续到工部局去请愿。经上海闻人华董虞洽卿、市商会等调停,工部局于30日召集东区棚户代表22人谈话,双方签字具结,全文如下:
“具结人棚户代表等,今奉上海工部局何会办面示,在大连湾路以西,兆丰路以东以及大连湾路以东,齐物浦路以西,榆林路以南,扬州路杨树浦路以北,以及齐物浦路以东,兰路以西,丹阳路以北,平凉路以南之草棚,须于本年五月初四拆迁完毕,已经工部局董事会核准,如上开棚户自动于期内拆迁,工部局可以津贴每一草棚14元,以示体恤。”
这场公共租界当局强拆杨树浦棚户事件,后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最后不了了之。
抗日战争时期,杨树浦大量房屋被日本军队烧毁,棚户也烧去许多,当地人民为了求生存,只好采取你烧我搭的办法,废墟里又冒出了更多的棚户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外地来杨树浦谋生的人又一次大量涌入。据解放初的调查,原榆林区人口增长66%,棚户为11,729间,杨浦区人口增长99%,棚户为8,371间,解放前总共有棚户2万间,大约有60万平方米之多。
租房日子不好过
在旧社会,房地产公司置产出租房屋,是以利为主,租赁业务是一种主要形式,新屋竣工后,房地产公司就在房产所在地树立告白或登报招租,凡有人愿租赁房屋,承租人只要随带保单,就可以立约付租。当时一般职工无力单独租赁房屋,所以有的业主不收小租,还可送租一个月。
老同事沈本昌告诉我,20年代初,杨树浦一幢单开间二层的东洋房子也称广式房子,月租每幢约时价8元,至于工厂自建的工房每幢也要4元,那是专门租给司事、工头居住的,轮不上小工和苦力。
30年代初,像周家牌路顺成里一幢石库门每月租金高达20元,那时,普通纺织工人月工资在6元到15元之间,这样高的房租,贫苦市民是根本无法承受的,因此,不断发生业主与房客之间的加租与反加租。
我年轻时在英商业广地产公司做职员,在档案中看到过1926年7月关于杨树浦路新康里房客为抵制业广地产公司增加租金,聘请律师参加淞沪房客联合会的剪报,公司的倪秘书(前清秀才,民国初当过报馆编辑)专门把有关报道集中归类剪下来送给买办参阅,英语叫“康白度”。从档案里我就看到1931年5月,华忻坊房客联合会要求房东溢中银公司取消加租并打官司的新闻。
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本市工商业倒闭的很多,市面萧条,物价回落,但是房租反而上扬了,如华德路(今长阳路)明园坊全体房客100多户,因为受到“一二八”战争影响,受到的损失很大,房客要求业主免租3个月,缓交欠租 ,住户的要求遭到房地产公司的否决。
当时,本市有减租委员会的组织 ,但洋商房地产公司不顾居民死活,照样加租,1935年5月英商恒业地产公司华德路的宏源坊,单幢月租竟加到32元,还要附扫街费3角。
居民经过斗争,杨树浦一带只有少数几条里弄争取到一点打折,据1936年统计:
华德路 明园坊 8.5折--9折。
培开尔路(今惠民路)仁安里 8.5折。
华德路 鸿福里 9折。
华德路 友邦里 8.5折。
扬州路 柏福里、柏乐里、柏寿里 9折。
1937年“八一三”抗战以后,出租房屋的租金由战前的100%增加到150%。这正是工人租房住,日子不好过。
二房东和《七十二家房客》
旧上海曾经有过一出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编导以夸张的手法演出二房东剥削三房客的种种丑态,这些表演确有其事,但一幢房子里有10户以上的三房客是够拥挤的。何谓二房东,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大了解,我在这里介绍一下:
杨树浦的里弄房屋一般都是一楼一底,有客堂有房间,这样的设计原来为一家居住的,房地产公司为图收租方便,都是以一幢为出租单位。二房东承租整幢房屋每月向房产公司缴纳房租,另付小租1—5个月租金,为减轻负担,就将租赁来的整幢房屋分隔成若干小间,除了自己住的部分之外,其余的部分租给三房客。二房东出租房子,大多贴出红纸告示也叫招租,上面写有房屋的地点、开间大小,贴在弄堂口,有的还在《申报》上登广告。
1931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曾发布限制住房分租办法,规定每幢房屋不得超过3户,晒台、厨房不得改作住舍,非经工务局许可不得添盖阁楼。这个办法虽经核准布布,而二房东还是照样搭建,继续千方百计扩大居住面积出租给三房客。
据1937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居住状况委员会的报告,里弄房屋几乎没有未经添改的,使原来可供1家至多8人到9人的房屋可以分租到9家。由此可见二房东数量之多。杨树浦一带究竟有多少?解放前没有确切的资料,但据我的了解,海上闻人杜月笙在华德路有一处产业月华坊,共99幢房屋,二房东有71户,三房客多达327户。
二房东兼管水电等项事务,其剥削方法分经常和临时两种,抬高租金、滥摊水电杂费,属经常性的;收取顶费、押租等属于临时性的。
抗战胜利后,二房东的中间剥削加重,盛行租房要先付顶费,所谓顶费即前房客退租迁出时,将不易拆走的装修和不愿或不便搬移的家具等物,让与新房客顶受使用,所收的费用名为顶费,有的还用“小黄鱼”、“大黄鱼”几两几条计算。
1949年上海解放后,国家房屋管理部门对二房东的中间剥削和房屋租赁上的非法收入予以取缔,1958年杨浦、榆林两区6,600幢公管房屋中取消二房东3,281户,直接建户的三房客13,467户,使广大居民减轻了在房租上的层层盘剥。到了60年代,又在杨浦一带新建了大量新式工人新村,改善了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进了改革开放的90年代,人民政府加大了旧区改造和住宅建设的力度,把人民群众的居住问题列入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才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获得了新生。
注:作者系民革杨浦区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