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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撷英——翟俊千

发布日期:2013-10-28

初期暨南大学回忆
翟 俊 千
 
自1927年国立暨南大学正式成立始,至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强迫解聘进步教授,我曾前后两度供职于该校。期间,我负责校务工作,任副校长、教授。兹将暨大创立初期的情况追叙如下。
 
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
 
暨南学堂创建于本世纪初,其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一番坎坷不平的道路。
19世纪末叶,移居在海外的华侨已达3000余万人,其中又以侨居南洋地区为多。当时的南洋地区多半还是列强的附属国或殖民地,居民除当地土著人口外,大多是各国移来的侨民,华侨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已是世代居住,他们在当地接受的都是殖民主义性质的教育,但他们身在异邦,心怀祖国,爱国爱乡之情长年萦绕于胸,遂萌发了回归祖国接受教育之心。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侨胞常用的“南洋”一词,其范围是指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一带地区,其中有一大岛称爪哇岛(今属印度尼西亚),侨居的华侨最多,历史也最早,故而他们向往祖国之情也最殷切。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曾有20多名少年侨生不远千里毅然归国,抵达当时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恳求清政府设立学校安排他们入学。那时总督端方适从欧洲考察归来,途经南洋时一度接触到当地华侨教育情况,同时有一位出使过荷兰的外交家钱洵,平时亦接触过一些华侨学生,知道海外青年十分向往祖国,也曾建议设立侨校,专收侨生。故而端方乃决定在南京兴办一所专收侨生的学校,并取《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这一段话的词义,将校名定为暨南学堂,以昭示中华民族的声威和传统文化影响深广,从北到南,无远弗及。最初委派温秉忠主办建校工作,另委督署记室郑洪年为暨南学堂首任堂长。先开设小学班,次年(1907年)增设中学班,以适应陆续归来的侨生入学。又次年(1908年)郑洪年他调,由杨熙昌继任。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局动荡,教育经费不继,暨南学堂便于中途停办。六年之后,1917年教育部派黄炎培等恢复暨南学堂。1918年春,委赵正平为校长,增设师范、商业两专科。1920年夏,赵正平辞职,柯成茂继任。1921年秋,柯辞职,赵正平复任,是年商业专科开始由南京迁至上海,扩大规模,购地700亩,建筑新校舍于真如。1923年真如校舍落成,翌年江浙地区齐卢两军阀交战,卢永祥败退,齐燮元军进驻真如,侵占暨南校舍作司令部,学校便又停办一年,到了1925年秋,赵正平辞职,由姜琦继任,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乃开始将暨南学堂扩建成国立暨南大学。
在旧时代,无论清廷或新旧军阀政府,对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均视为无足轻重。从清朝暨南学堂的创办,到南京政府初期扩建之前,不过20多年,因战乱频仍,经费支绌,两次中途停办,共虚度了七个春秋,致使远道归来的侨生中途辍学,流离失所,其余十多年即使在上学期间,亦有六次更换校长。如此一曝十寒,不啻以教育为儿戏耶。
 
南京政府决定扩建暨南大学
 
1927年6月23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接受了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一项提议,即由蔡元培、李煜瀛、诸民谊等人提议“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并任命蔡元培为首任大学院院长。
7月4日,南京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令,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本院设大学委员会,为最高评议机关,议决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
关于为何要成立大学院,蔡元培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言明:“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于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也。”以上不难看出,蔡先生更改教育部名称之举,在于达到树立高等学术教育崭新风气之目的。
大学院成立后,即开始策划建立全国高等教育学府事宜。在华侨教育方面,根据当时旅居海外华侨心向祖国的情况,决定在原有“暨南学堂”基础上,将其扩建为一所综合性的全国华侨最高学府──国立暨南大学,并任命郑洪年为首任校长。其时,我已在该校任政治经济系主任兼教授,不久,便任命我为副校长。
 
首任校长郑洪年
 
暨南大学首任校长郑洪年,生于1875年,字韶觉。广东番禺人,早年毕业于清政府两江清政学校,后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1926年,国共首次合作,开始北伐战争,郑洪年拥护革命,积极参加北伐,先后担任广东大本营财政次长、广东财政厅长、军需副监等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郑洪年因“历任要职,政绩卓然”,又先后被委任为财政部次长、工商部政务次长、侨务委员会委员、实业部政务次长和国民政府秘书长。
郑洪年系国民党元老,身居要职,党政事务纷繁,他接受暨南大学首任校长之职后,曾对我说:“学校初建,经费是头等大事,我可利用职务关系全力为之,但教育政务之事,还望多多费心。”这说明他对侨教事业是很关切的。当时他兼任中央财委,这无疑增加了他办好暨南大学的信心。然而,此后的岁月,并非一帆风顺。中央国库对办学经费的拨给时有不继,以致青黄不接时,郑校长不得不以个人资产垫支,权且维持。暨南大学早年有一所建筑颇为宽敞的图书馆,即由他个人捐资建造,故名为“洪年图书馆”。
郑洪年虽非办教育出身,但虚心好学,曾著有《教育言论集》一书。在暨大期间,他为人处事谦虚谨慎,有关教务之事非常尊重行家的意见建议,正如他创校时对我所言,一切校务之事均由我负责处理。而我逢有关学校重大之事,也均事先请示郑后而办,所以彼此之间合作较好。
 
暨大初期的院系设置
 
暨南大学初期的院系设置,考虑了当时的财力、师资和侨情三方面因素。20世纪初期,南洋地区的华侨,在农业方面已开始采用新法耕种。在商业上,侨商在当地虽已占有一定地位,但仍多沿守旧规,缺乏新的组织和管理,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南洋侨校,所用教材历来是厚外薄中,外国部分连篇累牍,祖国部分却寥寥无几,影响了青年一代了解祖国优秀文化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点侨胞自己体会最为深切。而且,侨胞久客异邦,无不有落叶归根思想,平素都很重视把子女教育与祖国联系在一起,常盼望自己的子弟能多学习祖国优秀文化。尽管旧日政府对侨胞缺少关心措施,一任其在海外孤独飘泊,而侨胞们还是认为海外青年回国学习可与内地同胞朝夕相处,互相观摩,耳濡目染。针对这些实际情况,暨大的文科课程特别偏重有关祖国文哲史地方面的知识,商科课程则多因应海外华侨当前需要,务求学以致用,教育科课程主要提供南洋侨校所急需的师资,理科则力求切合当时华侨的实用。另外暨大还特设一个独立的法律系,以培养律师方面的人才。
关于中学部分,初中级不分科别,高中级则细分为普通、农、商、师范四科,另设实验小学,作为师范科实习场所。
附列暨南大学初创时的院系简表
一、文学院
(1)中国语文学系
(2)外国文学系
(3)政治经济系
(4)历史社会系
(5)哲学系
二、商学院
(1)普通商业系
(2)铁路管理系
(3)工商管理系
(4)国际贸易系
(5)银行系
(6)会计系
三、教育学院
(1)教育学系
(2)心理学系
(3)师资专科
四、理学院
(1)数学系
(2)物理学系
(3)化学系
(4)生物学系
五、法律系 (独立)
六、中学部
高中 (1)普通科
(2)农科
(3)商科
(4)师范科
初中 (不分科)
七、实验小学
 
暨大初期的师资
 
暨大初期,关于华侨大学性质的规章制度以及课程科目,并未全部确立,还须随时应实际需要草拟方案呈部候核。其时政局初定,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预算时有增减,财政的调整,特别是要紧缩开支时,往往先从文教事业经费项进行核减,教育经费不免缺乏稳定性。加上内忧外患相继发生,民众生活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因此,当时的师资队伍是不稳定的,常感到十分紧缺,教师跨校兼课的现象较为普遍,以致一般学校有专职教师过少的现象。暨大从扩建之日起至30年代初期,学生人数剧增,从暨南学堂时期的500多名到扩建大学后增至1500多名,这些学生分配到4院19系的各个班级中,所需师资为数不少,如欲延聘足够负有名望的教师,自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幸而当时海内外有很多关心侨教事业的学者师长,毅然来校,荟萃一堂,为侨生讲学。
兹将暨大初期教师表列如下,不分名次,略见一斑。
中国文学──陈钟凡 曹聚仁 汪静之 郑振铎 章铁民 章衣萍 汪馥泉 黄侃 洪深 傅东华 陈柱尊 梁遇春 徐中舒 张世禄 陆侃如 冯沅君(女) 尤榆生等。
外国文学──叶公超 梁实秋 郭智石 顾仲彝 客本(法) 邵可侣 高达观(西班牙) 傍司(德) 高岗(日) 沈端先等。
哲学──张崧年 李石岑等
物理学──严济慈 袁税伯 阎振玉(女)等。
生物学──周建人 黎国昌 朱洗 郑重魁 刘增辉 潘光旦等。
社会学──黄凌霜 叶法元 孙本文等
教育学──董任坚 廖世承 陈科美 谢循初 郭维屏 欧元怀 余楠秋 林宝权(女)等。
心理学──杨亮功 张耀翔 应承一 沈亦珍等
商学、会计学──潘序伦 叶渊 李炳郁 汪永 吴文尉等。
统计学──曾同春 曾浩春等。
经济学──杨汝梅 唐庆增 金士宣 李权时 谢文龙等。
政治学──张君励 费彝民 杨公达 侯佩尹 崔宗埙等。
数学──陈荩民 王济仁 刘麟书等。
史学──周谷城 杨人梗 邓汉钟 张凤 程仰之 杜冰坡 黄俊保 毛以亨等。
法学──石颖 李中道 张元枚 张永宽 黄华等。
画学──黄宾虹 谢公展 陶冷月 邱代明等。
三民主义──康选宜
军事教官──孙如桂 余锡祉
体育──吴炎章
音乐──鲍明洁(女) 何昌祺(女) 李格思宾
校医──卢宝发
 
创办南洋文化事业部
 
由于华侨散居海外各地,为加强各地侨胞之间的互相联系,大家认为,在文化教育方面应有个联合组织,通过经常的互相联系,使国内同胞多了解一些海外侨胞情况,有利于发展海外事业,又可使海外华侨更多地了解祖国现状,有利于他们回到祖国参加各项建设事业。学校为满足华侨的心愿,适时作出了创办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决定。
南洋文化事业部的草创工作,一开头就是摸索进行,带有尝试的性质。那时我国还没有什么成规可以依据,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全赖师生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当时南洋地区侨胞要求学习祖国优秀文化,并拟学成后将其所学传播于南洋侨居地,加深侨居地的广大侨胞对祖国的热爱,其愿望尤为迫切。而祖国内地亦有不少人士抱有向南洋发展事业的雄心。因此,在开始进行扩建暨南大学时,拟就的华侨教育初步计划即提出要做到内外兼顾:内使归国侨胞子弟受到正规的大学教育,外联系南洋各地华侨文化教育机关,调查研究一切有关南洋问题,为将来发展海外事业准备条件。就是说,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设立一种专业机构,负责研究并指导海外华侨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当时是必要的。为此,暨大决定并招聘了一些对南洋问题素有研究的人士,组成一个专业机构,定名为南洋文化事业部,其中有刘士木、李长傅、费哲民、钱鹤、顾因明、李达、陈宗山、王思华等担任研究和刊物编辑工作,并特聘张相时在大学主讲“南洋经济问题”。
 
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工作与成果
 
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工作,主要有:一、辅导南洋华侨事业改进事宜;二、宣传祖国文化,增进中南友谊;三、进行中南教育上的联系,并指导侨生回国求学;四、调查研究南洋各方面有关情况;五、编辑关于南洋的书刊以及南洋侨校所需教材;六、办理祖国与南洋有关宣传事宜。
南洋文化事业部从成立之日起,在第一个三年计划期内,约略做了下列一些工作:一、刊行《南洋研究》杂志第一第二卷各六期。其中第一卷第五期出移民专号,第六期出暹逻专号;二、编成几种南洋丛书,如《南洋华侨简史》、《南洋华侨拓殖伟人传》、《荷属东印度实业教育》、《马来半岛土人之生活》、《华侨教育论文集》等,以及南洋地图三种,同时组织了“华侨教育会议”。会议由暨大联合南洋各侨校,以及国内外有关侨务的学术教育团体共同组成,规定每年举行会议一次,由暨大主持,或在暨南本校或在南洋各埠侨校所在地举行。经过多次筹备,曾于1929年6月举行了第一次华侨教育会议。会上重点讨论“中南农业”问题,大家认为中国与南洋的农业种植各有特点,南洋植物有不少优良品种,宜于在祖国各地种植,国内有不少优良植物,宜于在南洋各地播种,尽可交流经验,采长补短。与会者曾拟定在国内创办一所巨型农场,并有侨胞表示要捐献场地。但进入30年代后,国事日非,外患迭起,民力枯竭,国内一切建设停滞不前,教育事业更是无人问津,欲求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原计划终成画饼。虽时光流失,但此项事业胎死腹中,令我终身不能忘怀。
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工作,在当时实际上只是一个开端,算是播撒了一些种子。后来侨生学成回归南洋后,有的坚持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并获得了一定成果。例如侨生姚楠(梓良)毕业后留校参加南洋研究工作,30年代初期应邀回到新加坡,在《星洲日报》编写南洋研究丛书,后又和当地侨胞组织南洋学会,进一步探讨南洋问题,从而扩大了影响。那时华侨在南洋经济势力日渐增长,文教事业也随之发展,越来越多的侨胞认识到南洋研究与华侨事业的发展有着连带关系。40年代始,姚楠在新加坡与暨大同事李长傅、刘士木等刊行《南洋学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姚楠回国在重庆担任“东方语文学校”校长时,又与朱杰勤、张礼千等教授继续编辑“南洋研究丛书”。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南洋学会逐步发展,这对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和对侨居国建设,都起过一定作用。如今,南洋学会已成为世界瞩目的学术团体。
 
暨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在生活方面,暨大设有宿舍八座,可容全校1500多名学生寄宿。学生学费和宿费全部豁免。学生中侨生占绝大多数,内地生比例较小。侨生和内地生朝夕相处,十分融洽。他们在学习上各有特点。以语言为例 ,内地生中文基础较好,了解祖国文化较多,侨生对于世界知识较为丰富,又以英语见长,尤其口语纯熟,平时又喜用外语表达思想感情,以资练习。一般侨生都十分爱好音乐和体育,晚上自修课后,中西乐器并陈,校园里弦歌之声不绝。课余时间体育场上更是热闹非凡,学生对足球、排球、田径等项目竞相参加,对足球尤其入迷,经常在班级之间或学校与学校之间组织竞赛。这里不由得想起体育健儿冯运佑、陈镇和(小黑炭),这些学生体育运动成绩在当时是比较引人瞩目的。冯运佑在1928年全国中外足球各路雄师对阵时,表现突出,曾博得“冯铁闸”的盛名。陈镇和年甫八岁即回归祖国,进入暨南小学部读书,十三四岁在足球界初露头角,十五岁已身列甲组队员,冲锋陷阵,气势难挡。1927年中华队远征澳洲时表现不凡,荣获美誉。他那时还是一名高中生,以后球艺蒸蒸日上,在我国足球史上占了一定地位,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空军英勇杀敌,惜在西南地区一次空战中为国壮烈牺牲。
暨大的体育运动成绩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当时江南四大学体育协会会长、暨大法津系主任兼体育会主席石颖的辛苦诱导是不可分的。另一位难以忘怀的是爪哇侨生林镜仙,其生平业迹可歌可泣。他在本校政治经济系学习时,抱负不凡,热情洋溢,又大公无私,助人为乐,常喜欢三五知已纵谈天下大事,毕业后回归爪哇侨居地工作。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印尼宣布独立,曾长期侵占印尼领土的荷兰帝国主义竟又卷土重来,企图再次侵占印尼领土,印尼人民奋起反抗。在抗荷战争中,林镜仙以他在祖国学得的文化知识和锻炼的健壮体魄,奋勇担任前敌队长,和印尼人民一起浴血抗战,直至壮烈牺牲,博得印尼人民永远怀念,为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放出异彩。他的胞弟原法律系侨生林清池律师,抗日战争中在重庆与我相见,含泪缕述其兄英勇牺牲的经过,一直令我感动不已。
 
学术活动丰富
 
暨大的学生都非常刻苦读书,爱好学术活动。大学扩建初期,校内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首先《秋野》一刊初露头角即博得校内外好评,主编者是陈翔冰、郑泗水等侨生。继而《荷属侨生季刊》、《菲律宾研究》、《丽泽》、《中国语文期刊》、《华侨教育》、《经济学报》、《暨南周刊》、《会计学报》等几种刊物陆续问世。这些刊物全由学生主办,所需经费,都是南洋各属侨生同学会自行筹募的。暨大各属侨生同学会应有尽有,其活动方式也多种多样,如经常举办演讲或辩论的竞赛,其中印象最深的如女生杨泽蘅,以“妇女与家庭教育”为题,参加江南四大学的国语演说竞赛,获得第一名。林清池以“祖国对海外侨胞的责任”为题,参加四大学英语演说竞赛,亦获得第一名。此外,王维驷等侨生也常在英语竞赛中获得锦标。特别不能忘怀的还有一名年仅十五岁的高中生张逸美,他曾以“妇女如何方能真正得到解放”为题,参加一次中学级国语演讲竞赛,在获得优胜锦标后,竟出人意外地被当时地方当局指为演说内容“思想不纯”,横加无理干扰,这无疑是在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的幼小心灵里投下了一个阴影。30年代初,张逸美转学到北平大学经济系学习,适值我在该系教经济哲学,师生相见喜出望外。他那时年甫弱冠,勤奋好学,下笔千言,思想进步,抱负甚高,当时系主任陈豹隐对他亦深为器重。1932年北平学生运动发生后,就一直不见他的踪影,渺无消息,对此我时萦于怀。
 
我印象深刻的几位暨大学生
 
暨大学生在校喜欢谈论“暨南精神”,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暨大的学生要面对现实,救国救难,要爱憎分明,不平则鸣。他们确是做到了这点,暨大毕业返回侨居地后,在各属校友会上,在其他场所,他们还是常常谈到“暨南精神”,并引以自豪。其实青年学生本来就是富有青春活力,尤其在国事日非,水深火热的年代 ,反动当局对外忍辱屈服,对人民残暴独裁,谁不满怀抗暴救亡的激情。当时在上海大学影响下,学生运动特别高涨,从海外归来的青年侨生亲眼看到祖国内忧外患日益深重,情绪更加激昂。北伐军进入沪宁地区,大小军阀先后垮台,尤在上海大学被当局强令解散后,暨南学生便站到了社会革命的最前列。他们更加勤奋读书,掀起了一股学习浪潮,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陈国廉、汪竹一、韩闻恫、殷体扬、梁沃深等多人。陈国廉是政治经济系的学生班长,平时学习认真自觉,在校时已能阅读英法文书刊,留法深造后,曾是一名出使过丹麦的外交家。汪竹一精明强干,抱负不凡,在政治经济学班上,深思好问,表现突出,平时又助人为乐,勇于负责,善与人交往,很能团结群众。在校期间,历任全校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在交通部工作,曾被派往美国深造,回国后继续在交通部任职,继又在上海商业同业公会工作,解放后前往台湾,曾任台湾工商协进总会秘书长,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社会活动家,富有组织才能。我过去所到之处,都听说他喜欢联络组织旧日暨南同学会,团结校友,深为暨大师友所推重。我在垂暮之年,深望他本着平生一贯爱国的热情,发挥自己的才能,广泛团结海外的暨大师友,早日促成祖国统一伟大事业,共尽炎黄子孙应尽之神圣职责。韩闻恫在校时诚实朴素,好学不倦,成绩优异,毕业后被选派法国留学,专攻经济,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担任大厦大学经济系主任、财经学院教授等职。殷体扬毕业后留日,专攻市政,好学深思,造诣不浅,他是一名市政科学不可多得的人才,回国后从事教学工作,近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特约研究员。梁沃深学生时代沉默寡言,好学善问,中文功底比较深厚,文笔修畅,在校听讲时,善作课堂笔录,有些笔记底稿,常为有关教授编写课堂讲义时参考使用。闻其毕业回广西家乡后,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亦一奇才也。
上面所谈一些同学的略况,聊表校园花朵一斑,以志雪泥鸿爪而已。
 
暨大校工亦非同寻常
 
当时暨大校工的社会活动给我留下的印象颇为深刻。记得校工袁晋卿等曾联合校中工友创设了“暨南校工会”,并办了一所民众夜校。他们相约,凡属校工必须参加,免费学习,纪律严肃,同时诱导暨南新村附近一些农民群众亦来参加。所需师资由本校中学部师范科实习学生担任。他们每天晚上为工农群众上课。那时夜校规模初具,宛然一所名副其实的工农夜校,这在那个年代亦可算是一个新生事物了。校工们又办起工人俱乐部、校工体育会,极力提倡体育运动,经常进行锻炼,一时博得社会上“打开劳动界体育运动之先河”的评价。
 
离开暨大
 
暨南学堂本来是为华侨子弟设立的高等学校,一开头就只招收侨生。后来因一些特殊情况吸收了几名内地生。到了扩建大学时,仍以招收侨生为主。从1927年到1930年期间学生人数1500余名中,侨生始终占有大多数。此后时局动荡,内忧外患、战乱人祸纷至沓来,侨生渐见减少,为充分利用现有设施方开始多收内地生,以充实班级人数。此种情况,大致延续到郑校长1933年春辞去校长职务时为止。这一时期我已离校,并于1930年秋应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师之聘,前往担任经济系教授。那时北平大学区域形成不久,包括北大在内共有八所大学,规模可观。李氏当时曾矢志以北平大学为名山事业,延揽了原北大教授沈尹默为教务长,并广聘各科教授。可是时局日趋恶化,国库匮乏不堪,教育经费时有不继,一年之中就有教薪拖欠半年之久,当时何应钦为北平行营主任,显赫一时,他曾对学校经费问题表示赞助,但终于有心无力,成为空话。我便和吕振羽、曾同春教授等,同应中山大学之聘到了广州。其时西南政府正闹独立,对抗南京政府,时局亦极复杂,但教育经费尚能保证独立,不受影响,这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了。
 
再回暨大
 
郑校长辞职后,1933年秋,原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沈鹏飞继任其职。其时我尚在中山大学任教。沈氏约我旧地重游,同往暨南大学,聘我担任教务长兼国际政治和比较宪法教授。1936年夏,我和沈校长同时离开暨大,沈回中山大学,我应上海法政大学校长章士钊师之约,前往该校担任经济理论教授。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奋起抗日,暨大一度搬迁,大学在广州,附中在苏州分别上课。那时国难未已时局不安,学习环境深受影响,有部分侨生返回南洋侨居地,校内侨生人数因之略减,乃着手多招内地生,以资补充。
1933年秋我重来暨大后,顿觉校园气氛已今非昔比,不少学生卷入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旋涡,互相对立,因而不安于学,校中学术活动和文娱活动大不如前,过去那种生动活泼的气氛已不复存在。沈校长是一位纯粹的农科学者,为人沉默寡言,谨小慎微,治理校政时,能广纳众议,虚怀若谷,所有措施多沿旧制,按部就班。当年他对党派纷争,本欲置身事外,但随波逐流,终于不免卷入斗争中。他接任校长之初,原是有决心有信心要把学校办好的,但三年过去始愿未偿。我亦萧规曹随,无所建白。
回忆20年代后期,暨大校风比较生动活泼。校中一度出现过学术争鸣,这在《暨南周刊》中有所反映。如对中国旧体诗词《诗经·伯兮篇》之争是其一例,大家各抒已见,畅所欲言。可到了30年代前期,就不是新旧学派之争,而是政党派系斗争了。我记得印象较深的是历史讲师陈有道(原名陈番)来校任教不到半年,突然受到地方反动派跟踪迫害,只得仓惶辞职避祸。陈为“五·四”运动时北大历史系毕业,在1925年前后担任广州广雅中学校长(陈是一位人所共知的C.Y.),在革命斗争高潮中坚定地站在革命前沿,反动派深怀愤恨,随处加以无情打击,以致经常陷于失业。他来到暨大任教时改名陈有道,以为暂可安居一时,不料又遇宿敌,不得不辞职他往。抗日战争期间毫无音讯,直至解放初期,在报上知道他先后出任虎门中学和茂名中学校长,我方庆幸他得到新生。但令人痛心的是他在十年浩劫中竟被迫害致死,令我在垂暮之年回想起他,仍感万分惋惜。
 
(王建运整理)
 
注:作者系民革杨浦区成员,杨浦区政协第六届委员,1990年7月病故。